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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文化传统与唐诗创作风貌的离合——以楚、蜀文化为例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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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4: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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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屈原，孟浩然《晓入南山》云：“地接长沙近，江从汨渚分。贾生曾吊屈，予亦痛斯文。”《经七里滩》云：“五岳追尚子，三湘吊屈平。”《陪张丞相自松滋江东泊渚宫》云：“腊响惊云梦，渔歌激楚辞。”刘长卿《送李侍御贬郴州》云：“洞庭波渺渺，君去吊灵均。”《酬郭夏人日长沙感怀见赠》题注：“此公比经流窜，亲在上都。”诗云：“流莺且莫弄，江畔正行吟。”《湘潭怀古》云：“独于湘江上，千载问《离骚》。”《送从弟贬袁州》云：“游吴经万里，吊屈向三湘。”陶翰《南楚怀古》云：“独余湘水上，千载闻离骚。”(一作刘长卿诗)对屈原的被贬寄予同情。更多作家因地缘关系表现出学习楚辞的兴趣，这一点权德舆在《送张评事赴襄阳觐省序》中说得非常明白。他评价别人的作品，也会以楚辞为标准，其《送从舅咏入京序》云：“从舅词甚茂，行甚修，尝见其缘情百余篇，得骚楚之遗韵。故江南烟翠，多在句中。”⑤ 从舅由江南入京，“江南”具体所指不明，应在楚地。也有人从整体风格上来评价他人学屈原得楚风的诗歌，梁肃《送元锡赴举序》云：“自三闾大夫作《九歌》，于是有激楚之词，流于后世。其音清越，其气凄厉。吾友君贶者，实能诵遗编，吟逸韵，所作诗歌，楚风在焉。”⑥
(三)文学情调
楚地地域广大，不同区域间文化差异在文学情感表现上各有侧重，如洞庭潇湘与愁的联系。如果说洞庭橘和洞庭月是洞庭湖的具象意境，那么，洞庭愁则是洞庭湖赋予人的情感基调。
原因之一，洞庭湖是行人过往之地，迎来送往，易生悲愁。洞庭有驿站，杜甫《宿青草湖》注“重湖，南青草北庭”，诗云：“湖雁双双起，人来故北征。”刘长卿《洞庭驿逢郴州使还寄李汤司马》云：“洞庭秋水阔，南望过衡峰。远客潇湘里，归人何处逢。孤云飞不定，落叶去无踪。莫使沧浪叟，长歌笑尔容。”送别诗自身就会多愁，特别是送人南贬，南贬常经洞庭，王维《送杨少府贬郴州》云：“明到衡山与洞庭，若为秋月听猿声。愁看北渚三湘远，恶说南风五两轻。青草瘴时过夏口，白头浪里出湓城。长沙不久留才子，贾谊何须吊屈平。”刘长卿《送李侍御贬郴州》云：“洞庭波渺渺，君去吊灵均。”
原因之二，洞庭湖连接湘水，湘水有凄婉的传说，其中如湘妃的传说就令人悲伤不已。李白《远别离》诗云：“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陈羽《湘妃怨》云：“九山沉白日，二女泣沧洲。目极楚云断，恨连湘水流。至今闻鼓瑟，咽绝不胜愁。”刘禹锡《清湘词二首》云：“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物至今愁。君问二妃何处所，零陵香草雨中收。”
原因之三，与屈原事相关。张碧《秋日登岳阳楼晴望》云：“屈原回日牵愁吟，龙宫感激致应沉。贾生憔悴说不得，茫茫烟霭堆湖心。”张祜《洞庭南馆》云：“还因此悲屈，惆怅又行吟。”《赠李修源》云：“昨夜与君思贾谊，长沙犹在洞庭南。”马戴《送客南游》云：“灵均如可问，一为哭清湘。”李群玉，澧州人，其《湖中古愁三首》云：“昔我睹云梦，穷秋经汨罗。灵均竟不返，怨气成微波。奠桂开古祠，朦胧入幽萝。落日潇湘上，凄凉吟《九歌》。”张泌《秋晚过洞庭》云：“莫把羁魂吊湘魄，九疑愁绝锁烟岚。”
原因之四，洞庭湖周围乡人善歌而音乐比较忧伤，刘禹锡《洞庭秋月行》云：“山城苍苍夜寂寂，水月逶迤绕城白，荡桨巴童歌竹枝，连樯估客吹羌笛。”音声较杂，有巴歌楚调，也有商贾的吹奏，《采菱行》云：“携觞荐芰夜经过，醉踏大堤相应歌。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所谓南音只是当地音乐的总称。《竞渡曲》注“竞渡始于武陵，及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何在，斯招屈之义。事见《图经》”，诗云：“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于武陵《客中》云：“楚人歌竹枝，游子泪沾衣。”竹枝调苦，白居易《忆梦得》注云：“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
原因之五，洞庭猿声，这一点也可以归入洞庭具象中分析。张说《游洞庭湖》云：“树坐参猿啸，沙行入鹭群。”刘长卿《送李侍御贬郴州》云：“听猿明月夜，看柳故年春。”张谓《别韦郎中》云：“南入洞庭随雁去，西过巫峡听猿多。”李嘉祐《送友人入湘》云：“猿啼巫峡雨，月照洞庭波。”马戴《送从叔赴南海幕》云：“洞庭秋色起，哀狖更难闻。”《楚江怀古三首》云：“猿啼洞庭树，人在木兰舟。”猿声常用为哀愁的背景。 二、文化断续论：巴蜀文化与陈子昂
文化断续表现为由于区域不同对历史传统的认同在同一时间区段中出现差异，交通发达地区文化的传承和时间是同步的，易与时俱进；而偏远地区，则表现为文化承续的守旧和固执。可谓世上已百年，山中才一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从文化演进过程看，在东晋南朝时期，巴蜀文学就有过不短暂的停留，形成了一个文学发展的荒寂期。断者，即东晋南朝时期文学出现断层；续者，即初唐蜀地文人面临的文学传统由于有东晋南朝的空白而可以直取汉魏。
巴蜀文化自成体系，由于交通的不便，巴蜀和内地的文化交流相对缓慢。根据考古学研究的结果，巴文化和蜀文化有各自的分布地区。蜀文化分布的中心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巴文化分布的中心是湖北西部的长江沿岸，后来向西迁徙到今重庆市。蜀文化渊源于四川盆地西部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巴文化渊源于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晚期的季家湖文化。中原王朝一直关注巴蜀的开拓，推动其文明的进程。西汉时文翁化蜀在巴蜀文史上有其重大意义，《汉书》卷89《循吏传》云：“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物质文明的传播，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如山谦之《丹阳记》云：“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至是乃有之。”蜀锦的传布，到六朝时代才流传到江南的丹阳。西汉扬雄《蜀都赋》，已有“紞”“须”等名锦。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四川哀牢夷，“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阑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唐代对巴蜀经营颇费心力，张说《郭代公行状》云：“则天闻其名，驿征引见，语至夜，甚奇之。问蜀川之迹，对而不隐。”中原与巴蜀由于道路艰险，往来不易，李白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也不是十分张大言辞。骆宾王《送费六还蜀》云：“万行流别泪，九折切惊魂。”也说行走蜀道的惊险。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云：“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由长安送人入蜀，五津，蜀中的五个渡口。从实际距离看，长安到蜀中，并没有长安到吴越远，但其行走难度却不同，行走于蜀道，那是惊心动魄。且蜀中相对闭塞，故在诗人心目中，蜀地远在天涯，这样才能理解王勃诗中“海内”、“天涯”的含义，以及“沾巾”的正常，王勃说“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只是希望之辞。
唐代诗人或出川或入川，意义都很大，典型如李白和杜甫。可以这样说，如果李白不出川，就不会写出如此之多的视界广远、风格飘逸的诗作，甚至在文学史上只能是三、四流作家，也有可能只是诗坛的无名小辈。事实上，不出川的川籍作家是很难成就文学大业的，古来如此；如果杜甫不入川，杜甫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作品要单薄得多，杜甫创作的精进、沉郁顿挫的七律结撰，得力于入川是无疑的。《秋兴八首》体高格厚，雄浑丰丽，“盖唐人七律，以老杜为最，而老杜七律，又以此八首为最者，以其生平之所郁结，与其遭际，一时荟萃，形为慷慨悲歌，遂成千古之绝调。”⑦《咏怀古迹五首》笔意高朗，笔势回旋，“而纵横出没中，复含蕴藉微远之致。”⑧ 唐人出入蜀川，主要有两大通道，一条是由蜀直接入长安，需经金牛道，金牛道早在春秋时期已具雏形，秦灭蜀后，经扩展整修而成，全线从陕西勉县起，经宁强，过七盘关(黄坝驿)入四川广元，经昭化、剑阁、绵阳至成都；另一条则是水路，沿长江经大巫山地区入川或出川，经此出入川的诗人很多，如陈子昂、杨炯、卢照邻、沈佺期、张说、张九龄、孟浩然、王维、高适、李白、杜甫、李端、孟郊、刘禹锡、白居易、李涉、薛涛、李贺、李商隐、温庭筠。诗人出川或入川前后诗风都有或多或少的变化。
这里以陈子昂为例，进一步说明作家与蜀文化的关系。陈子昂在初唐诗坛上的地位见诸各种《中国文学史》，而陈子昂为何能在主流诗坛崇尚诗歌创作形式时独自标举汉魏风格？于此试从蜀文化传统一端予以解释。一般理解文学史的序列，是以时间为坐标的，由时间角度，可知陈子昂初入诗坛的调露前后，宫廷学士们正在精研诗律诗格，促进近体诗的定型。陈子昂是功利性很强而又善于把握时机的人，他进入洛阳后，一是上书武则天，一是迅速挤入诗坛，参加调露二年的高氏林亭和王明府山亭的集体唱和。依常理陈子昂应该随俗雅化，与时俱进，可偏偏提出复古主张。其实陈子昂在唱和中还是能追逐时流的，他的诗歌主张则是在私下提出的，见之《修竹篇序》，从“故感叹雅制，作《修竹诗》一篇，当有知音以传示之”语，其私人化倾向十分明显。陈子昂在初唐诗坛急于完成格律诗体式的背景下提出汉魏传统、复兴古调，和他在蜀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密切相关。西汉而下，蜀地的文学传统，特别是诗歌传统，在南朝有一断层，陈子昂的诗学传统是隔开南朝而上承汉魏的。
蜀学较驳杂，以学者专研苦读著名。汉代辞赋家读书甚勤，学养丰厚，故能写出包涵宇宙万物、纵横渊博的大赋。汉代蜀地出现的大文学家有西汉的司马相如，成都人；王褒，资中人；扬雄，成都人。梁肃《送韦十六进士及第后东归序》云：“益都有司马、扬、王遗风，生尝薄游西南，览其江山，颇奋文辞。”(《全唐文》卷518)元稹《送东川马逢侍御使回十韵》云：“风水荆门阔，文章蜀地豪。”“文章”主要是指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作《子虚赋》、《上林赋》，又作《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又《与五公子相难》佚，文字学著作《凡将篇》，今佚；扬雄作《甘泉》、《河东》、《羽猎》赋，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方言学著作《方言》，《解嘲》仿东方朔，辞采过之；王褒，辞赋家，蜀人，有《甘泉宫颂》、《洞箫赋》，又有《圣主得贤臣颂》、《四子讲德论》等。东汉时期有王祐，广汉郪(四川射洪)人，弟记其遗言，作《王子》五篇，今佚；冯颢，广汉郪人，后隐居作《易章句》、《刺奢说》，修黄老；杨终，蜀郡成都人，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著《春秋外传》十二篇。有《雷赋》、《生民诗》、《孤愤诗》及《符瑞诗》，今佚；李尤，广汉人，据《后汉书·文苑》本传，所作诗赋铭诔颂《七叹》、《哀典》凡二十八篇；杜抚，犍为武阳(四川彭山)人，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作《诗题约义通》，今佚；李胜，广汉人，《后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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