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效象，冀以御凶”。又一例：“钓者以［刻］木为鱼……起水动作，鱼以为真，并来聚会。夫丹木非真鱼也，鱼含血而有知犹为象至”。又一例：“（金翁叔）母死，武帝图其母于甘泉殿上……翁叔从上上甘泉，拜谒起立，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夫图画非母之实身也，因见形象，涕泣辄下。思亲气感，不待实然也”。又一例：“涂车、刍灵，圣人知其无用，示象生存，不敢无也”。这些例子充分表明，义象因其象类功能，可不必依赖真是，而有相对独立性。
（二）精神参与气感取象。前文偶已论及，两汉气论仅触及感知成象的物理基础，尚未触及人的心理。在气感取象活动中，人的心智呈弱化态势，人工作用不求过甚。人感知事物实为气类相感，气是积极施动的，而人是消极受动的。但这并不是说，人的精神意向就不能介入气类相感。当精神意向以气的形式呈现时，它还是可以参与气感取象的；只是不会成为义象的主导面，更不会以纯粹精神的形式直接呈象。此一隐微义，早就被王充体认到了。他以实例说：“李子长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为人，象囚之形，凿地为，以庐［芦］为廓，卧木囚其中。囚罪正，则木囚不动；囚冤侵夺，木囚动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乎?将精神之气动木囚也?夫精神感动木囚，何为独不应从土龙?”此所举“囚之精神着木人”、“精神之气动木囚”，看似两种不同的精神形式，其实均属气的形式。因为在气类相感的认知前提下，囚徒的精神要附着木囚，必然以气的形式来实现。其区别在于，前者先将囚徒精神以气的形式殖入木囚，之后由囚徒与殖入木囚的精神发生感应；后者未将囚徒精神以气的形式殖入木囚，而由囚徒的精神之气与木囚直接发生感应。还有一例说：“匈奴敬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状，交弓射之，莫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在形象邪?亡［也］将匈奴敬鬼［畏］精神在木也?如都之精神在形象，天龙之神亦在土龙；如匈奴（之）精在于木人，则雩祭者之精亦在土龙。”此所举“都之精神在形象”、“匈奴（之）精在于木人”，均是指将精神以气的形式殖入木偶中。匈奴
人无法射中郅都偶像，或是与偶像附着的郅都威武之气发生感应，或是与偶像附着的匈奴人敬畏之气发生感应。这两例都想努力证明，人的精神能以气的形式参与气感取象。
但也有迹象显示，上述性状到王充时代有所新变。王充似乎率先察觉这一点，而举例说：“礼，宗庙之主，以木为之，长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入庙，主心事之，虽知木主非亲，亦当尽敬，有所主事。土龙与木主同，虽知非真，示［亦］当感动，立意于象。”用木主象类先祖，这做法流传已久。而用气感取象的原理解说之，则是王充的发明创造。所谓“立意于象”，就是将心意设立在木主里。至于心意如何设立进去，王充似乎没有明说。然据“土龙与木主同”、“示［亦］当感动”语推断，其说未出气类相感的范围；故知心意仍以气的形式设立，而非论者所云之意象创造。又一例说：“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卿大夫射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为侯，示射无道诸侯也。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土龙亦夫熊麋布侯之类。”这里说土龙与熊麋布侯同类，也是以气类相感为认知前提，则该例所论不会超出这个范围。“礼贵意象”对应“熊麋之象”而言，“意象”不可解为意象，而应解为“立意于象”，也是说心意以气的形式设立于象；“示义取名”对应“名布为侯”而言，可与“立意于象”同解。故知“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是指人群身份等级之象类；而“礼贵意象，示义取名”，则指缘于象类之义象生成。这未超出气类相感的范围，也合乎气感取象之原理。由此可知，王充时代用象之新变，仅在于不以“气”来说义象，而不至于变化义象的质性。
义象这两大特性，恰提供了义象连缀组合的理据；而义象之连缀组合，就是气感取象的基本表形。盖只求象类不求真是，可使义象脱离实物约束，而更显独立自足；而精神参与气感取象，就使义象随人心意调遣，而更显自由灵便。义象既独立自足，又自由灵便，就可多项连缀，组合构形，而具表意功能。
对义象之独立自足，汉代辞赋家多有体认。如司马相如《长门赋》，描写一位宫娥，寂寞难耐，精神外淫，而生幻想，浮云、雷声、飘风、孔雀、玄猿、鸾凤，宫殿、厢房、玉户、榱梁、游树、瑰木……种种象类，纷至沓来，变幻游移，不可方物。这些义象取自物类，却不拘限实物，而成独立之形态；故作者称之为“时仿佛以物类兮，象积石之将将”（以下引汉赋均据《全汉赋》）。“仿佛以物类”，是指象类对真是之超越；而“象积石之将将”，则是义象不受拘限之情态。类似的情态也见于张衡《西京赋》：“虽斯宇之既坦，心犹凭而未摅。思比象于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庐”。此以紫微来象类帝王之居所。还见于马融《长笛赋》：“尔乃听声类形，状似流水；又象飞鸿，泛滥溥漠，浩浩洋洋，长远引，旋复回皇”。此以流水和飞鸿来象类笛声。紫微、流水和飞鸿这些义象，均具有相对独立性。
又如边韶《塞赋》，描写塞之规制：“本其规模，制作有式。四道交正，时之则也；棋有十二，律吕极也；人操厥半，六爻列也；赤白色者，分阴阳也；乍亡乍存，像日月也；行必正直，合中道也；趋隅方折，礼之容也；迭往迭来，刚柔通也；周则复始，乾行健也；局平以正，坤德顺也”。此以塞诸构件来象类多种天文及人文现象，显示了塞义象的丰富内涵。而这丰富内涵也表明，塞这个义象是充分自足的；故赋末总结曰：“塞之为义，盛矣大矣，广矣博矣。质象于天，阴阳在焉；取则于地，刚柔分焉；施于人，仁义载焉；考之古今，王霸备焉；览其成败，为法式焉。”此用盛大广博来描绘塞义象的自足性。
基于自足性，义象就不会支离游移，而是完形的意义单元；基于独立性，义象就超越真是的拘限，可依象类来连缀组合。所以气感取象之表形，其实就是多个义象的连缀组合，而构形为完粹的表义单位。此一情节，汉赋的实例可资说明。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云：“忽瞟眇以响像，若鬼神之彷佛。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缪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这是对灵光殿的描绘，其状貌千变万化，各有象类，实为多个义象连缀组合之载体。又蔡邕《笔赋》云：“画乾坤之阴阳，赞皇之洪勋；叙五帝之休德，扬荡荡之明文；纪三王之功伐，表八百之肆觐；传六经而缀百氏兮，建皇极而序彝伦；综人事于昧兮，赞幽冥于明神。象类多喻，靡施不协。”这里铺饰笔的描画功能，多种功能聚合一起，亦为多个义象连缀组合之特形。其
所谓“随色象类”、“象类多喻”，就是指多个义象之连缀组合；而“曲得其情”、“靡施不协”，则指称意义单位构形之完粹。
对义象之自由灵便，汉代辞赋家亦有体认。如孔臧《蓼虫赋》：“季夏既望，暑往凉还。逍遥讽诵，遂历东园。周旋览观，憩于南藩。睹兹茂蓼，结葩吐荣。猗那随风，绿叶紫茎。爰有蠕虫，厥状似螟。群聚其间，食之以生。于是悟物托事，推况于人”（《孔丛子?连丛子上》）。所谓“悟物托事，推况于人”，即将物事推况人事，依象类让两者连缀组合。又如扬雄《解嘲》：“天下之士，雷动云合，鱼鳞杂袭，咸营于八区。家家自以为稷契，人人自以为咎繇。……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鸟，乘雁集不为之多，双凫飞不为之少”。此又将人事譬况物事，亦依象类让两者连缀组合。物事与人事之互相推譬表明，二者的界限可被突破，义象之连缀组合较为自由。
而更有实例显示，义象之连缀组合也可被有效操控。张衡《东京赋》：“春秋改节，四时迭代；蒸蒸之心，感物曾思”。又傅毅《歌》：“陟景山，采芳苓。哀不惨伤，乐不流声。弹羽跃水，叩角奋荣。沈微玄穆，感物悟灵”（《艺文类聚》卷五十七）。所云“感物曾思”、“感物悟灵”表明，在气感取象活动中，“思”、“灵”等精神因素参与进来，会使义象之连缀组合更显灵便。故王符以“兴喻以尽意”来概述诗赋用象之表形（《潜夫论?务本》）。这表明，辞赋家对义象自由灵便的机能有所会解；因而，他们构撰辞赋，调用义象，连缀组合，构形表义，多能操控自如，显得多喻尽意。试以实例明之。枚乘《七发》描状游乐之靡丽皓侈广博，将宫观、禽鸟、鱼龙、草木、酒肴、伎乐多种物象连缀一体，而敷饰成游乐之极至。关于这群义象的调用，作者有自叙：“博辩之士，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离辞连类。”李善注引韩子亦曰：“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又李周翰注曰：“言使博学辩解之士，陈说山川之原本，尽名草之所出，比象其物，而属文章，离别辞句，以类相次。”（《六臣注文选》卷三十四）他们都注意到这个义象群的连缀组合构形。还有贾谊《鸟赋》也很典型。该赋由鸟义象连缀起一系列象类：先是占书所云“野鸟入室，主人将去”之义象，再是万物流迁、形气转续、变化无穷之义象，再是夫差、勾践、李斯、傅说等历史人物祸福不测之义象，再是“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引发的天道不可预谋之义象，再是人与物互相转化、未始有极之义象，最后对比愚士与至人诸群类的不同生态而感悟“释智遗形”之义象。这些义象之连缀组合，构形为一个表意整体，从而展示赋的主旨，即等同生死祸福之达观。关于此一例，前人从不同层面早有评述。王充曰：“夫吉凶同占，迁免一验，俱象空亡，精气消去也。故人且亡也，野鸟入宅；城且空也，草虫入邑。等类众多，行事比肩。”（《论衡?遭虎篇》）此以“等类众多，行事比肩”来描述其义象之连缀组合，而以“俱象空亡，精气消去”来概说其气类相感之前提。孔臧曰：“季夏庚子，思道静居。爰有飞鹗，集我屋隅。异物之来，吉凶之符。观之欢然，览考经书。在德为常［祥］，弃常为妖。寻气而应，天道不逾。昔在贾生，有志之士，忌兹鸟，卒用丧己。”（《孔丛子?连丛子上?鹗赋》）此以“寻气而应，天道不逾”来揭示气类相感对义象连缀之约束。葛洪曰：“贾谊在长沙，鸟集其承尘。长沙俗，以鸟至人家，主人死。谊作《鸟赋》，齐死生，等荣辱，以遣忧累焉。”（《西京杂记》卷第五）此以“以遣忧累”来显示贾谊精神意向之参与感知成象。
若推而广之，类似情态也呈现在两汉的经艺、诸子及史乘等类著作中。综观这多方面的用象资料，可将义象连缀组合的主要类型论列如下：⑦
（一）同一物类的不同义象之类聚：如董仲舒《山川颂》：“水则源泉混混，昼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后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遗小间，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奏万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山而能清净，既似知命者；物皆困于火，而水独胜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此之谓也。”（《春秋繁露》卷十六）（二）多种物类的不同义象之推阐：如：《睽》之《大壮》：“鹰飞雉退，兔伏不起；狐张狼鸣，野鸡惊骇。”《无妄》之《明夷》：“千雀万鸠，与鹞为仇，威势不敌，虽众无益，为鹰所击。”（《焦氏易林》）
（三）同一《诗》例类聚不同义象：如用《风?相鼠》之诗句类聚四个义象：（1）“人而无仪，不死何为”句类推孔子所称“人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义；（2）“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句类推“《传》”所阐述的人君降礼尊贤之义；（3）“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句类推君子用心之术“由礼”义；（4）“人而无仪，不死何为”句类推“《传》”所阐述的三不至义（即“不仁之至”、“不忠之至”、“不信之至”）（《韩诗外传》卷第一）。
（四）义象相近的事物之借喻类比：如班婕妤《怨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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