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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传《易》与作《春秋》的关系新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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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5: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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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侵郑的企图，曰：“君以礼与信属诸侯，而以奸终之，无乃不可乎？”(《左传·僖公七年》，第318页)[12]“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同前，第317页)[12] 僖公四年管仲代表齐桓公以“尊王”为名，不用战争而迫使楚国就范(《左传·僖公四年》)。这与《论语》中孔子所赞扬的管仲恰恰契若符节：“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第311页)[3]。《左传》思想倾向同于《论语》而异于《国语》。而据其他先秦史料，如《管子》等所记，《国语》较接近史实。显见得《左传》经过作者的加工，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义则丘窃取之矣”。由此可见，孔子作《春秋》的“窃义”是通过有意识的剪裁取舍和对史实的内涵进行改造，以突出其“德义”的主题，这与《易传》的“窃义”可谓同一机杼，殊途同归。
孔子作《春秋》的主导思想，是从“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治国安民之道，指出政权的不稳，源于统治者本身的腐败，故提出“克己复礼为仁”的纲领。所谓“克己”，是要求执政的“君子”加强自身修养，“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3]。而《易传》中恰恰也贯穿了这个思想：“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文言》，第19页)[7]。明确指出保权位的问题：“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第79页)[7]
《易传》全文具有明确的中心，主要集中于治国特别是君子“进德修业”的修身之道上，如《大象传》主要就是讲君子修德与国家治理。《文言传》也主要讲修辞立诚。
《周易·大象传》中大半标明君子修身正位治国之道，使《易》成为君子明德修身知戒惧之器。这就是孔子传《易》以“窃义”的本旨。
需要指出的是，对《易》进行“窃义”的改造，首先表现于孔子《春秋》即今以左氏命名的《左传》。如昭公十二年：“南蒯之将叛也……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下坤上坎)，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而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左传·昭公十二年》，第1337页)[12]——明确指出祸福由德，而不取决于占卜之凶吉。这种以德为先，置于卦占凶吉之上的思想，是《左传》的主导思想，贯穿于全书。
有人认为这是春秋时期的时代性产物，称其“成为当时的共识”[5]。这种看法未免失之偏颇。如果这真的已成为“共识”，孔子难道还会以“德义”高自标榜而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的话吗？再说，与之同时代的《国语》中，三引《周易》，未见以德义释卦并置德义于卦占之上者，可以说基本没有这种思想。《国语》对占卜是绝无疑议的，甚至唯占是从。《左传》称民为“神之主”，置民于神之上；而《国语》总是民神并列。故《左传》这种德义至上的道德本体论，绝然不同于《国语》，不可能出自左丘明。相反，他与孔子则一脉相承。帛书《要》记孔子语曰：“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孔子所言，正与惠伯之语同出一辙。
还有一个更有力的佐证是《左传》襄公九年写穆姜解《易》之语：“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第965-966页)[12] 穆姜之语，完全同于《易传》之语——《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第15页)[7]，二者如此吻合，甚值得深思。章太炎认为是“孔子以前说《易》者发为是言，而孔子采之耳。”(《经学略说》，第65页)[13] 笔者认为，如果孔子之前“说《易》者”已“发为是言”，以“德义”解卦，则孔子就不会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的话了。春秋时期还是迷信鬼神、每事必占的时代，《易》的正常功能是占卜，以“德义”解卦的思想不可能自发产生。它只能是出自博学而“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3] 不信占卜的孔子——孔子想利用这部宗教经典，宣扬他的以道德为基础以仁为核心的儒家理论，故以“德义”解《易》，借神道设教，化腐朽为神奇。这对于《易》学具有革命的意义。穆姜之语，与前面所举昭公十二年惠伯的以德为先语意相同，都是孔子“以德义”解《易》的体现。在历史上，孔子是以德义解《易》的第一人。故此语只能是出自孔子之笔(这也可看作孔子作《左传》蓝本的又一佐证)。 三、孔子传《易》对其作《春秋》的影响
对《易》的研究，使罕言“性与天道”的孔子，产生了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重大转变。
《论语》记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第98页)[3] 这段话似乎可以反映孔子读《易》作《春秋》前即五十六岁之前其治学教学的特点。孔子前半生主要研究政治伦理，学术目光未及“性与天道”，故学生“不可得而闻”。而学《易》之后，他把目光扩展到了“性与天道”，从本体论上为其仁学理论找到了基础，并建立了“天道—性命—道德”三位一体的道德本体论，从而大大升华并完善了他的儒学理论体系。
帛书《要》记载：“子曰：‘《易》之道，[存乎其辞也。其用者，]此百姓之道[之谓]《易》也。夫《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图，愚者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顺于天地之心，此谓易道。故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要之以上下。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之，故为之以八卦。”[1] 这段话，集中反映了孔子对《易》之道的朴素唯物与辩证的诠释。用《易》占凶吉，这是百姓的实用，而真正的《易》之道，在于懂得天地人道万物内部阴阳刚柔间相对立相转化的道理。今本《易传》之《说卦》与这段话正相呼应：“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第93-94页)[7]
天道讲“阴阳”。所谓“阴阳”即《系辞上》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对天道运动规律性的高度抽象。阴阳之道，乃天地变化的必然性。《左传》(亦即孔子《春秋》)中正是从这样的原则出发对阴阳的范畴作了界定：“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鷁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第369页)[12] 这里特地明确将“阴阳之事”与“吉凶”之事区分开来，指明“阴阳”非关凶吉，一方面确定了天道“阴阳”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也突出强调了“吉凶由人”的人事主观性，突出了“德义”的重要。这种朴素唯物的阴阳观正是孔子作《春秋》和传《易》的哲学基础。
上面所谓的“刚柔”，指“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系辞上》)[7] 的万物之道。孔子称之为“地道”，亦即事物的“损益之道”。孔子戒其弟子曰：“二三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门也……损之始凶，其终也吉。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要》第九章)[1]。“君者之事”即社会政治，反映的是人类社会之规律。所谓“刚柔”，为君之道的“刚柔”“损益”，具体的说就是以“刚”(刑罚)、“柔”(道德)来治民。战国楚竹书《季康子问孔子》篇记载孔子之言曰：“德以临民，民望其道而服焉。此之谓仁之以德。且管仲有言曰：君子恭则遂，骄则侮，备言多难。”“君子强则遗，威则民不导(道)，逾则失众……好刑则不详，好杀则作乱。”[14] 这就是说，以“柔”德施民，民就能顺从，而用“刚”的刑罚杀戮手段，就会招致“作乱”，就会天下大乱。所以君子要自“损”，自抑谦恭，“克己复礼”，才能顺遂成功。这就是“君者”的损益刚柔之道。
正是这种朴素唯物的宇宙观与辩证法，使孔子在他的《春秋》中客观分析统治阶级大权旁落的原因，将其归结为统治阶级本身的腐朽没落。“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叔向曰：‘然。虽我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况日不悛，其能久呼？’”(《左传》昭公三年，第1234-1235页)[12] 陈氏代齐，源于“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三家分晋，源于“庶民疲蔽，而宫室滋侈”。齐君残酷地剥削百姓，“民叁其力，二入于公”，最终众叛亲离——借用《要》中之语，君“益之始也吉，其终也凶”；而陈氏贷粮给百姓则大斗出小斗进，故“民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可谓“损之始凶，其终也吉”。这与《易传》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文言》，第18页)[7] 二者正相呼应。
《春秋》指出季氏专鲁，源于君室的世代腐朽：“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第1519-1520页)[12]。“一阴一阳之谓道”，《大壮》“雷乘乾”，即阴乘阳，阴极而向阳变化，故“利贞”，利于坚守正道。任何事物都向其反面转化，故“艰则吉”。运用解《大壮》卦象，归纳出历史之规律是“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天之道也。”《易》之《革》卦《彖》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第60页)[7] 意与此相通。
《易》之道，使孔子对历史运动规律的认识，上升到了朴素唯物的本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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