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附质——文以“载”道的传承功能

    在文与道、质与文的矛盾关系中，中国诗学率先强调道、质的先导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抹煞“文”的实际文本地位。恰恰相反，中国古代文论非常重视语言形式的载体即传承功能，此所谓重道而不废文。
   《周易》一方面强调“言有物”，同时要求“言有序”。有序之言方能言物，违背文学言说的一般规律和文学话语特殊规则的文章集合是“非法”的，自然也是无效的。《礼记·表记》记载了孔子“情欲信，辞欲巧”的巧辞信情观，明确揭示出情、辞之间的互助关系，实际上是肯定了语言形式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于思想内容的反作用。
必须承认，中国古代文论已经注意到包括言辞、结构和表现手法在内的形式因素在传情达意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一点尤为宝贵。文辞的高下优劣，直接制约着思想感情的传递与接受。陆机在《文赋》中所说“辞达而理举”，便是较早的理论抽象。尤其是到了唐代以后，以文附质、文以载道的观念日见明确，“文”的文本承载性能被重新发现。柳宗元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指出：“词正而理备，言畅而意美”。强调“词正”、“言畅”对“理备”、“意美”的助推作用。这与历史上的形式主义文论有本质区别。李翱、欧阳修等也都重视言辞的准确性表达。
   事实上，古文论中不乏“文以明道”、“文以贯道”、“文以载道”之说，它们深刻提示了“文”的载体特征。柳宗元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和《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提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尽管他不赞成以文误道，但也反对因道废文，而是提倡以合适之文“明”圣人所期之“道”。李翱的“文以贯道”、周敦颐的“文以载道”等都是关于文、言因素创造性“参与”性能的权威总结。

    三、文质彬彬——“文道合一”的系统文本观

    就中国诗学传统文本编码意识而言，文道二分更多地是为了理解和阐释的便利。从本质上讲，前人和我们一样地认识到，作为系统的有机文本，文、道是密不可分的。这就是钱钟书在《谈艺录》里所说的“形神一贯，文质相宜”。
   文道、文质的辩证统一问题，最早的完整论述要推《论语》中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中国自古就有文如其人的说法，孔子由人及文，提出“文质彬彬”的创作见解，简明地概括了中国诗学文本编码程序的最高层次。其弟子子贡发挥了孔子的观点，认为“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从而以系统思维和比喻方式进一步论证了文质一体原理。
   刘勰继承了孔子的文质观，以中兴者的姿态在《文心雕龙》中多方面地阐述了文质统一关系。《征圣》篇指出：“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在肯定情、志先导地位的同时，兼顾了情、志与言、辞间的协同关系。与此同时，钟嵘在批评“文秀而质羸”的形式主义文风时，又借《诗品》宣扬王植之作“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李延寿针对理深、文华两种偏向，要求作家“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美尽善矣”。苏轼在《与元老侄孙四首》中，倡导“华实相副”的纯正文风。胡应麟之推崇汉诗，也是因为他认为汉诗“质中有文，文中有质，浑然天成，绝无痕迹”。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宋代的柳开、王禹偁、石介等人依据中国诗学逻各斯编码的必然走势，明确提出“文道合一”的诗文革新主张，堪称文质理论演进过程中里程碑式的收获。他们要求将儒家文统与道统合而为一，“道”是目的，“文”是手段。文统和道统在理论上的自觉结合，续写了古代文质论的新篇章，深化并进一步稳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命题的坚实的理论基础。

                                    新世纪的期待：古典诗学的现代转化

    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现代断裂及重建性接续，业已成为跨世纪话题。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随着马列文论的传入和西方文论的渗透，中国古代文论的独立品格日趋损伤，越来越失去其往日的光华，中华民族本土学术传统的声音正被日益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合理转化与科学重建中国古典诗学东方品格的重任便历史地落在了新世纪中国学人的肩上。

    一、中国古典诗学现代转化的必要性

    实现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现代转化，具有三大必要性。
    （一）中国古典诗学的现代转化，对内可抗拒自我耗散的趋势
    任何现代理论形态都将沦为传统，正如任何传统都曾以现代方式存在一样。既然任何现代话语都曾以历史沉淀的方式走向传统，那么，传统也可以而且应该以资源形式向现在和未来敞开。因而，传统与现代之间永远存在着显性或隐性的千丝万缕、千姿百态的联系通道。
   但是，传统在经后人发掘、梳理和阐释以进入现代形态的过程中，总是会不断地产生变异，并逐渐丧失其原汁原味，亦即被迂回跳动的后世解读所不断耗散。中国古典诗学传统之所以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失去其独立支撑的历史地位，其逻各斯权力话语之所以被不同程度地异化和消解，本质上还是因为传统资源的能量被不断耗散的结果。因此，自觉实现古典诗学传统的现代转化，可望防止或抗拒因历史自身的遗忘和变异而造成的资源流失和能量浪费。
    （二）中国古典诗学的现代转化，对外有利于抵御被文化殖民的命运
    文化上的相互交流与影响，有赖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强势支持。换言之，强势文化在信息流通时代必定对弱势文化构成殖民威胁，弱势文化终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被殖民的危险。
   在长达数千年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后封建社会(或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中国对外交流十分贫乏。这一方面阻滞了中国古典诗学可能拥有的新的启蒙契机，另一方面又使我国古代文论大抵处于“原封”状态，较少受到异域文化的濡染。19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文论在经济—政治话语和异域文化语境两大因素作用下，屏蔽状态被逐步打破，客观上被殖民的命运随之开始。进入20世纪，中国文论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一是发端并完成于上半叶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革命性一元化转型，二是开始于80年代中期迄今未见终结的西方文论的移借性多元化转型。两次转型的进步意义在于，中国文论寻找到了与世界文论对话的机会，以古代文论为核心的中国古典诗学终于可以全面面对西方话语的批判性检阅。其不利影响是，在新的不平等对话中，中国古典诗学再度丧失优势地位和在世界诗学格局中的发言权，在适度增强中国文论应变机制的同时又不适当地助长了自身的自卑感，暴露出坚守不足、放逐有余的媚外倾向。如有人鼓吹，“西方文论之所以能够为近百年中国文论起到示范作用，之所以能够征服中国文论，就其文论本身来讲，它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强制力量。它的真正力量只能在于，由于它与中国文论之间存在着的巨大时代落差，这赋予它不可抵御的强大理论魅力”，并因此断言“世界文论中西方文论居于主导地位，因而拒斥西方文论是无济于事的。”【4】这种论点更多地表现出很难说是完全健康的别一种文化殖民心态，因而也就不利于中国古典诗学在新世纪的转化与重建。
    （三）中国古典诗学的现代转化，有助于重铸东方文论形象
    在建设跨世纪中国新诗学的艰巨工程中，一味媚外的主观殖民心态固不可取，但轻率地拒绝世界眼光也并非明智的选择。
   关于在世界文论视野中重建中国文论东方形象的工作，应该说早在近代就开始启动了。但当时只不过萌生了这类念头，还谈不上实质性进展。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王国维引进西方批评方法对《红楼梦》所作的尝试性评论实践，初步打开了中国文论的世界窗口。梁启超的“新民”观念已经包含了可贵的立足本土、中西合璧、辩证发展的思想。他说，“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持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5】他这样预设中国学术的未来：“外之则受欧洲输入之种种新学，内之则因国民所固有、历史所习惯的周秦古学，而更加发明。”【6】在他看来，以世界视野为背景，深入挖掘和发明性重整中国古代道德与学术资源，可为“国学别添活气”。事实正是如此，只有实现中国古典诗学的现代转化，才能重振中国诗学雄风，复兴古代文论的当代话语权，重铸东方文论形象。从这种意义上看，20世纪中国文论的两次转型堪称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诗学谋求重建独立的东方价值体系的创造性努力。

    二、中国古典诗学现代转化的基本路径

    中国古典诗学的现代转化需穿越三条基本路径。
    （一）以马列文论为指导，强化辩证理性品格
   马列文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有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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