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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学逻各斯中心的现代解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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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5: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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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文艺观点，对我们今天审视各色文艺问题依然具有指导意义。马列文论的经典作家们认为，文艺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艺术地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生产，其间既紧密关联又存在着发展上的不平衡性；现实主义作家应具备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在创作中应处理好真实性与倾向性、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批判继承与革新创造等关系问题；文学批评应坚持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相统一的标准，等等。上述原理，以其科学的辩证理性品格极大地促进了全世界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和发展。
中国古典诗学尽管不乏直觉感悟魅力，却明显缺少辩证思维和理性力度，常常是形象描述有余而理论提纯不足。因此，现代转化不是以马列文论代替或取消古代文论，而是在其指导下，通过深化、改造与重建，强化古典诗学的辩证理性思维品格，使描述走向理性。
（二）以西方文论为参照，拓宽理论整合视野
勿庸讳言，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现代文论在研究角度和视域方面远较中国古代文论丰富和开阔。概而言之，西方现代文论发生了两次转移、两种转向，并由此产生了两大主潮。从中，中国古典诗学不难获取某些参照性启示。
两次转移——西方现代文论在研究对象上发生了两次重大转移：一是从作家到作品的转移，二是从文本到读者的转移。20世纪20-30年代，随着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派的崛起，西方文论研究的重点由作家创作转移到作品本体。到20世纪60-70年代，又完成了由作品文本向读者接受的重点转移。两次转移，标志着价值取向上的两次转向：一是“非理性转向”，二是“语言论转向”。“非理性转向”演化为人本主义思潮，“语言论转向”发展为科学主义思潮。总体而言，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将人作为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较为靠近中国古代文论思维，可以异质同构方式改善中国古典诗学。而科学主义思潮中的形式主义、新批评派、结构主义、符号学、解构主义等等学派，从不同层面和各自的角度突出了语言论的中心地位，从新的文本维度拓宽了传统文论的思维视野，对其作合乎国情的参照和借鉴，无疑可以弥补中国古典诗学重道轻文、重意轻言、得意忘形、知理忘言的缺陷。
（三）面向未来，以开放的胸怀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体系
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现代转化，最终指标在于“三化”：民族化、现代化、体系化。任何传统的现代转化，都以面向未来为前提。只有面向未来，才能真正反思传统。也只有面向未来，才能把持住民族精神，才能取得与世界对话的凭证，才能迈向时代前沿，以新的话语姿态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首先，民族化是基础。无论是以马列文论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现代文论为参照，都必须也必然以中国固有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经验为土壤，尤其要以中国古代文学及文论资源为依据，我们不能也无法割断历史。“中国文学的发展既悠久又辉煌，今天中国的文学也是过去时代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无法割断历史，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着民族的精神，我们必须充分地考虑到与过去的历史文化的联系。我们的态度不是摆脱它，而是转换它，使其焕发出青春的光辉。”【7】否则，未来将不再是“过去”的未来，取消了民族性的诗学也不再具有世界性。
其次，现代化是关键。对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现代转化，应该力求当代性。没有创新就不可能超越，没有超越也就无所谓发展。要创新、超越、发展，就得立足于本土诗学传统，敢于面对并主动迎接来自包括西方现代文论在内的各种挑战，善于吸纳新观念、新方法、新成果，将古典诗学传统按照现代学术标准提高到学科前沿水平，以适应现代文学艺术发展的现实需要。
第三，体系性是目的。理论的成熟与否，常常以其有无体系性为标志。坦率地说，中国古典诗学经典除《文心雕龙》、《原诗》等少量著述有相对自足的体系外，其他大多比较零散，有的只是感悟式、眉批式、笔记式的只言片语或阅读偶记。这种缺乏集束威力和体系优势的诗学表达，影响了理论力量的充分发挥。这也是导致中国古典诗学在近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迷失自我的重要内部原因。我们说实现中国诗学传统的民族化和现代化，归根结蒂还是要建构起自身的理论体系。当然，理论形态可以也应该是多样化的，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体系也可以有多元化的价值选择。这正是多极化时代必须持有的文化应对策略。
总之，在多元化背景下清醒判断与科学转化中国古典诗学传统，既不可迷恋于“东方中心主义”，也不能胁从于“欧洲中心”或“西方中心主义”。要打破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人类及其文化整体的高度检视中国诗学传统在跨世纪关口的跨文化可能，使之真正成为全球文化的有效部分，成为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只有这样，才“可能从研究和诠释里产生新的话语，才能够在人类共同建造的思维基础上相互沟通，共同前进。这样，东西方就可能在彼此都熟悉的语境里对话，不但能够消弭过去的有关东西文化‘优劣成败’的某些情绪化的误解和争执，而且可能由此寻找到东西方文化的契合点和生长点”。【8】
[1]克劳迪欧·居莱恩：《作为系统的文学》，普林斯顿1970年版，第376页。
[2]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纽约1989年版，第407页。
[3]杨乃乔：《德里达诗学理论解构的终极标靶》，《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1期。
[4]代迅：《困惑与选择：比较文论视野中的中国文论》，《文艺评论》，1999年第1期。
[5]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页。
[6]梁启超：《论中国人种之将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2页。
[7]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8]乐黛云：《文化多元化和人类话语寻求》，《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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