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董莲池先生根据《古文四声韵》所收“辩”字有省与不省二体，且所从“辛”旁下作“人”形，因而认定楚简的“言+D”和《五行》中独用的“D”是“辩”字省形，这些“D”都应分析为上从“辛”下从“人”，如“ ”字的右边是由“辛”下的两斜笔和“人”字的两斜笔合笔交叉连写而成。他认为《说文》小篆从“言”“辡”声的“辩”原本是两个带“辛”的罪人相与讼，所以“辡”下实省掉了两个“人”字，因其讼争，故又从“言”。至于意义，郭店简都读作“辨”，训明察；包山简则或训明察，或训判决，或训审理，或训辩解，或读为“徧”而训周遍[ix]。董说是经过了认真考论的，初看好象形音义用都有着落。但仔细追究，也有难以信从的地方。第一，古文字中未见有从两“辛”两“人”的“辩”字，甲骨金文中倒是有上从两辛而下从两人或两大或两兄的字（见《古文字字形表》97页，《金文编》152页，《甲骨金文字典》199页），但那个字公认为“競”，音义都跟“辩”字无关。另有跟“辩”同从“辡”声的“辨”字，所从“辡”字却没有两个人（见《金文编》289页，《汉语古文字字形表》163页，《甲骨金文字典》328页），而且“宰”字所从的“辛”表示罪人却也不从“人”。因此说“辩”所从之“辡”原本有两“人”而小篆省略了，缺乏实证。《古文四声韵》这种后代字书所收的字形可以作为线索和参考，如作为唯一的证据就显得薄弱。实际上古人写“辛”字有时在下面的竖画旁加一斜笔作装饰，后来讹变使得“辛”的下部有时候既像“刀”又像“人”，《古文四声韵》《汗简》等所收“辛”和从“辛”之字的这类形体就是这么来的，其实并非从“人”或从“刀”。第二，董文认为“辩”是从“辛”从“人”从“言”会意，则其中上“辛”下“人”的构件不能表音。可是郭店简还有个“ ”字，其左边正好是上辛下人，那这里是会意还是表音呢，怎么跟“辩”字的构形分析沟通呢？而且如果把“辩”看成会意字，那要把《五行》中独用的“D”直接释为“辩”就不可能是借音而只能是省写了，说“言+D”是“辩”省去了一个重复的构件还有可能，而把“D”也看作“辩”字之省，那恐怕省得有点过份了。第三，按照上“辛”下“人”的分析，即使同意董先生把“辛”下的两斜笔“V”和“人”形的两斜笔共四笔一径变作两个交叉斜笔连写的说法，也只能解释部分形体，像《五行》的 下部根本不是交叉的两个斜笔，而是“又”字的一种常见写法，《包山》的 在交叉的两斜笔之下却另有“人（刀）”形，这些都是无法迁就合笔连写说的。至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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