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材焉。

这支简文明确说了到《邦风》“纳物”、“溥观人俗”以及“大敛材”的特点。这也就是《汉书·艺文志》所云“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之义。除此之外，在第十六、二十、二十四简又曾三次出现过“民性固然”这句话。由此可以确认，诚如传世文籍所记载，除了献诗讽谏的制度之外，“采诗观风”亦是圣王之制的重要内容。

一旦确认了“采诗观风”这一先秦古制，我们便可以进一步讨论作为中国政教文学理论核心内容的美刺之说了。所谓美刺理论，实质上是关于献诗、采诗的理论；或者说，是对献诗、采诗指导思想的理论化与系统化：总之是献诗、采诗制度的直接衍生物。其核心本质，则通过“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序诗方式表现出来。换言之，诗之美与刺，是序诗者依据诗歌创作或采集时代执政者德行之高下以及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对诗歌作品性质及意义作出的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规定与评说。假若一代之主并非有德之君，产生于这一时代的作品，无论其本身的内容如何，都会因这“一人”之无德而被纳入“刺”诗的行列。通过研究《诗经》作品的创作与编辑时代可以知道，几乎所有的“刺”诗，其被编辑的时代都晚于被创作的时代。这意味着，所谓采诗观风，一方面表现为采诗之乐官通过歌诗向君王呈现与作品相联系的民俗土风，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乐官通过这些诗篇向当朝君王呈现前朝的社会风貌，提供历史鉴戒，以达到“知得失，自考正”的目的。与仪式配乐一样，出于讽谏目的采诗观风也是周代乐教的重要内容，而“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序诗方式，则是造成用诗之义与歌辞本义疏离的重要原因。《国风》中大量抒写男女欢爱的情歌被《诗序》当成“刺时”之作，皆缘此。尽管《毛诗序》云“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但是，这种序诗方式并非《国风》的专利，它也同样也出现于《小雅》当中。《小雅》中与时政无关的“刺幽王”之诗，亦因此而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诗序》是周代乐教的直接成果。

周代社会的教育制度，除了以瞽矇为对象、服务于礼仪的乐教之外，还有以国子为对象、培养政治人才的乐语之教。周代乐教的重要内容是“风、赋、比、兴、雅、颂”，而乐语之教的中心则是“兴、道、讽、诵、言、语”。前者实际上是瞽矇传诗时弦歌讽诵的六种方法，而后者最重视的，则是立足于歌辞的“诗言”与“诗义”之教。[8]萌芽于西周中期的引诗、赋诗，正是实施乐语之教的成果与表现。乐语之教使乐歌的文辞受到了很大的重视。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引诗、赋诗之风的逐渐盛行，当人们赋引的对象由《雅》、《颂》而延及《国风》之时，依据采诗观风的思想对诗义的解读所造成的与诗辞本义之间的矛盾逐渐凸现出来。适应当时社会“赋诗言志”的现实需要，调整《诗序》与作品歌辞本义的矛盾，立足于歌辞对之重新阐释，遂成为实施乐语之教的当务之急。换句话说，一旦“赋诗言志”成为诸侯聘问的重要外交手段，那么，立足于文辞本身的引申与阐发必然成为各国诗教的重要内容。这应是《诗论》赖以产生的文化土壤，也是《诗论》对《卷耳》、《汉广》、《采葛》诸诗的评述与《诗序》发生分歧的根本原因。

在《从汉四家诗说之异同看〈诗序〉的时代》 [9]一文中，笔者曾对《毛诗》和齐、鲁、韩三家说诗特点作过分析，认为：“在《毛诗》一系传承旧说并作进一步申述的同时，儒家后学亦有人开始从诗本身出发去理解诗义，由此出现了突破传统说法的诗学流派，发展到汉代，形成了齐、鲁、韩三家之说。史籍记载今文三家或出自战国末年的荀子，这种说法在时代上是可信的。”在分析了《诗论》中相关的内容之后，我们知道，汉代今文三家从诗歌内容出发理解诗义的作法，实际上应该萌芽于孔子时代之前，而在孔子以《诗》立教的授诗实践中，也已经有了立足于歌辞阐发诗义的先例。这就是说，原先被认为出自荀子的今文诗说，实质上仍然是孔子传诗系统的支流。而这些支流的存在，则进一步证明《诗序》（准确说是《毛诗》首序）的产生时代，必然在孔子之前。[10]

作为周代乐教的成果，《诗序》的产生与诗文本的形成过程相始终，它的解诗习惯的转变－－由早期重视仪式功能转变为后期专注美刺，实质上反映了周代礼乐文化由重视礼仪之教向重视德义之教的转变。到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年，官学失守，乐人散在民间，原来由大师执掌的乐教与由大司乐执掌的乐语之教，开始在孔子恢复周道的实践中走向融合。当他按照“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造士路线授徒讲学时，融合乐教与乐语之教为一体的《诗论》也就产生了。因此可以说，《诗论》是在《诗序》的诗说传统面临挑战之时，与当前需要相结合的产物。作为《诗序》向汉四家诗说传承发展的中介环节，它表现出了一种承上启下的意义：上承《诗序》建立的诗说传统，下启儒家后学据诗立说之先河。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各派所传，自成一系，至汉代出现的四家诗，便是孔子所建立的诗教系统中最有影响的几条支流。

[1] 为排版方便，引文部分采用了《上博书》所隶定的文字。本文完成后，从网上看到了李零《上博楚简校读记》、廖名春《上博〈诗论〉简的形制与编连》等文。本文中的引文亦有少量使用了李、廖二位隶定的文字。

[2] 《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3] 同上书第140页，第146-147页，第166页。

[4] 文章完成後，從网上讀到一些相關文章，已有多名學者據《包山楚簡》確認《上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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