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论》说“诚谓之也”，“诚命之也”。庞朴先生解为天帝“谓”“命”文王时的诚意，刘信芳先生解为天帝“谓”“命”文王是已然事实。但我们认为这里的“诚”应是一个哲学范畴。作为儒家哲学一个形而上的道德范畴，“诚”之说源于子思所作《中庸》，所以要了解《诗论》之“诚”，还要从源头说起。《中庸》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文王是圣人，就因为他能和天而行。所以我们认为“诚谓之也”和“诚命之也”应该断句为“诚，谓之也”，“诚，命之也”，意思说：天帝见文王仁德深厚，行事能和于天，所以就“谓之”，“命之”。简文说“信矣”就是对“诚也天之道”所发的赞叹，同时这样也与下文“文王唯谷也得乎此命也”句相协调。关于这句简文的注释及断句，也有很大的分歧，我们认为应该读为“文王虽欲也，得乎？此命也！”意思说文王如不是行仁德，想得天下是不可能的事。《礼记·表记》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孟子·万章上》中，万章认为尧以天下于舜，孟子认为虽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只有天才能以天下与人。

第二简“寺也，文王受命也”应接在第七简的后面，释作“诗也，文王受命矣”，可以看作是对第七简的回顾性总结，意思说第七简所说的“怀尔明德”及“有命自天，命此文王”都是讲文王受命的诗。文从字顺，语义连贯，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

二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诗论》有关“文王”的几支简体现了以“仁德”、“仁政”说诗的内在解诗言路，其对“仁德”及“受命”的看法与《礼记·中庸》及《孟子》等传统思孟学派的作品在思想上关系密切。同时就“文王何以受命”及“文王之德”等话题而言，我们也可以看出《诗论》与思孟学派的关系。在先秦，提及“文王受命”的，除《尚书》、《诗经》等典籍外，诸子当中，以儒家为主，此外仅见于《墨子》在《天志中》、《天志下》、《明鬼》、《非命》等篇。但《墨子》以文王之爱证“兼爱”，以“文王受命”证有鬼，与儒家以文王之“仁”、“文王受命”来提倡德治有本质的区别，故可不论。下面我们兹以《礼记》、《孟子》、《荀子》等儒家著述为中心作一个统计。

《礼记》提及“文王”31次，分别见于《檀弓》1次，《文王世子》13次，《大传》1次，《乐记》1次，《祭法》2次，《祭义》3次，《中庸》4次，《表记》2次，《缁衣》3次，《大学》1次。但言及文王以仁德得天下、治天下的，全部集中于《中庸》、《表记》、《缁衣》、《大学》等篇。《隋书·音乐志》引梁人沈约语：“《礼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其说可信。再看《孟子》，其全书称引文王35次，反复称道的就是文王如何以仁德治天下，在《万章上》中，孟子与万章讨论了如何能受命的问题，也认为行仁德可受命，唯天能受人以天下。再看《荀子》，全书称引文王17次，只是在《议兵》篇中言及文王以德而伐崇，其余则没有将文王与仁德直接联系在一起，甚至于书中有5次言文王诛伐，以强调法治的重要与合理性，与《中庸》、《孟子》等绝然不类。

庞朴先生在《上博藏简零释》一文中曾举证上博《诗论》简“诚×之也”的句式不见于传世文献，仅见于马王堆帛书《五行》，并推测“《诗论》与《五行》，莫非是同一时期的成品？或者，更是同一学派的文章？乃至，竟然便是同一手笔？”[2]

《诗论》第10简论《关雎》是“以色喻于礼”，与马王堆帛书《五行》篇的论述有相似之处，对此饶宗颐先生有论[3]。兹引帛书《五行》的相关内容如下：

“喻而知之，谓之进之”，弗喻也，喻则知之矣，知之则进耳。喻之也者，自所小好喻乎所大好。“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思色也。“求之弗得，寤寐思服”，言其急也。“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言其甚急也。如此其甚也，交诸父母之侧，为诸？则有死弗为之矣。交诸兄弟之侧，亦弗为也。交诸邦人之侧，亦弗为也。畏父兄，其杀畏人，礼也。由色喻于礼，进耳。

刘信芳先生在其近著《孔子诗论述学》[4]一书中专辟一章《以楚简解诗论》，讨论《诗论》的解诗观念或用语与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的关系，颇具有启发性，让人不能不承认《诗论》与楚帛书、楚简在理论上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我们知道，帛书《五行》又见于郭店简，而郭店简与上博藏简也有很多重复的内容，所以学界有人推测上博简即是郭店简的一部分。是否一部分，我们姑且存而不论，但二者之间关系密切自不容怀疑。目前学界普遍认可郭店简中儒家学派的东西属于失传已久的思孟学派的著述，我们上文的推测也与之不谋而合了。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来探讨《诗论》简传承的问题。

三

关于《诗论》的作者主要有以下几说：

孔子说  马承源先生在整理时依据《诗论》中的合文，将竹书定名为《孔子诗论》，认为说诗者是孔子。晁福林的《从王权观念的变化看上博简〈诗论〉的作者及时代》（《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则认为上博《诗论》的内容出自孔子，而撰写文字则是其弟子手笔。

子夏说  以李学勤先生为代表。李氏认为：“从传世文献推考，子夏很可能是《诗论》的作者”。[5]持相同意见的还有姜广辉[6]、彭林[7]、江林昌等，其中江林昌持说尤为肯定，并为此写了一组文章，《上博竹简〈诗论〉的作者及其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文学遗产》2002年第2期，又《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页100－118）、《楚简〈诗论〉与早期经学史的有关问题》（《中国哲学》第24期）、《由上博简诗说的体例论其定名与作者》（“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上海大学2002年7月）。

子羔说　李零在《上博楚简校读记（之一）》（简帛研究网站2002，01，04）中，曾论及《子羔篇》与《诗论》的关系。廖名春也由此着手，通过对留白简与满写简的考察，认为《诗论》简“不能全归诸孔子名下，其中既有孔子之说，也由孔子弟子之说。孔子这位解诗的弟子，很可能是子羔”。[8]

孔子弟子，但不能确定为谁　陈立持这种观点。他认为传世文献中的“孔子曰”、“子曰”、“夫子曰”含义不同，这种不同主要是体现了说话者与孔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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