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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英雄的“非英雄”行为及其社会悲剧蕴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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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0-2 19:28: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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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没有得到皇帝的重用。而且不许入城。宋江不悟，竟然又接下大单：征方腊。
李逵趁入润州城，遭到守门官军的拦截，李逵抡起双斧，一砍一剁，早杀翻两个把门的军官。李逵为了替韩滔、彭圮报仇，李逵邀了鲍旭、项充、李兖四人冲杀南军，黑旋风“将高可立头缚在腰里，抡起两把板斧，不问天地，横身在里面砍杀，杀得一千人马退入城去，也杀了三四百人。”吕枢密说李逵是“梁山泊第一个惯杀人的好汉”，李逵再叫城时，“如箭穿雁，钩搭鱼鳃，默默无言，无人敢应” [20]。
在对待俘虏的问题上，梁山军队的作为也绝非人道。捉住敌军后，也是残忍到极点。如宋江破常州，命将范畴、沈抃、赵毅三人碎尸万段，枭首示众[21]。清溪洞一役宋江将杜微剖腹挖心祭奠秦明诸人[22]。
还有九十五回宋江智取宁海军，刘唐被砸成肉饼。李逵邀鲍旭、项充、李兖私人为刘唐报仇，将敌人副将斩于马下，但是鲍旭却被砍成两段。九十八回，宋江将南国伪官九十二人斩首示众。众英雄进入南宫中“杀尽嫔妃彩女，亲军御伺，皇亲国戚，都掳了方腊内功金帛”。直到最后“帮源洞中杀得尸横遍野，按《宋鉴》所载斩杀方腊蛮兵二万余级 [23]”。宋江传令“四下举火，监临烧毁宫殿，龙楼凤阁，内院深宫，珠轩翠屋，皆尽焚化”。[24]方腊也被运往北京，处以凌迟，剐了三日示众。[25]
三、起义军对“义”的理解和局限性
《水浒》中头领宋江身份十分要紧。小说中宋江智不及吴用、公孙胜，武比不上林冲、花荣，出身更是不及名震河北的卢俊义和豪门大户出身柴进，将校出身的关胜、秦明，却可以在梁山泊坐得头把交椅。其中与梁山集团内部对“义”的理解有重要关系。
梁山集团成员多出身于贫民，后又演化成流氓阶层。他们这种生活方式独立于正统的社会之外，因而正统社会中固有的伦常关系在梁山集团内部不再具有约束力，真正具有影响力的是以“义”为基础的集团内部的伦理观念。
梁山集团成员最初处在社会的最下层，他们必须为生存而学会劳动，天天野菜南瓜仅仅能够勉强度日。与此同时，他们必须依靠封建的正统伦理规则生存，必须承担抚养、赡养义务，必须效忠于皇帝而负担徭役、赋税的义务。在水泊集团中就不是这样，成员安于享受难得的自由和物品。他们重视朋友，因为只有朋友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的负担，甚至有时朋友还会伸以援助之手。比如鲁智深、林冲的友情只是为了一句赞赏；杨雄、石秀的友情在于危难中的彼此相互帮助等等，这些人可以为了朋友抛弃家庭，义无反顾。
可惜的是“义”不可能是救世主。义字所维系的这种义文化不是传统社会中所谓的“适宜社会生活的正当行为”的义，而是一种江湖规矩，是一种可以“兼爱”、“尚同”为基本的简易墨家文化范式。这个范式当然只适用于集团内部。
相别与传统社会中儒家倡导的 “有阶级的仁爱”，墨家更强调的是梁山义军最迫切需要的“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的思想境界，这种“博爱”正是梁山集团成员急于脱离“良民”加入流氓集团的动机。这种江湖规矩，是流氓群体所认同、推崇、奉行的游戏规则。正是这种规则让仗义疏财、急人之难的宋江成为英雄心目中的“英雄”。
简单的情义伦理并不是一架可以高速、有效运转的社会规范，更不是法律。正统社会里有维护社会秩序的两个支柱，即法律和伦理。各个朝代都倚重这两大支柱，这些规则，伦常也是社会下层人民的依靠：违法必然受到惩处，违理必然受到谴责。一旦这两个支柱倒不再为人民倚靠，再庞大的帝国也会瞬间灰飞烟灭。梁山集团显然不识的这个道理，他们只是用最简单的一种伦理来约束成员，没有创新性的提出一种可以支撑社会运转的架构。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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