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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吴梅村的生命观及诗歌生命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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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0 11:12: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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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气。生命往往依其自身的目的论出发来完成动作方式。选择出仕本身是痛苦的，然而真正北上仕清后的岁月就更像无边暗夜中的滞重叹息，让人在绝望里感到生命的累赘。“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自叹》)就是他充满挣扎的仕清后的矛盾写照。
经历了长长的痛苦的生命历程后，生命已成了需要摆脱的终极审判。也许在吴梅村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感受就象黑塞《荒原狼》中所说的“生活是一种永恒的充满痛苦的运动和激荡，是不幸的、痛苦的、支离破碎的，是令人颤栗而毫无意义的”所以临终他说“竟一钱不值何须说!”(《贺新郎·病中有感》)
三
清初士人处于与元初士人相似的社会境遇中。异族统治作为一种极为严酷的事实摆在他们面前。尽管明王朝的政治总是使士人一次次地失望甚至绝望，尽管他们也曾经在事前事后反复批评明朝的弊政和皇权的腐败，但是，当这个王朝真的被反叛的民众和异族的军队颠覆的时候，他们叉不能接受这种现实。就具有普遍性的士人心态而言，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是恪守华夷之防，拒绝与异族统治者合作；二是勉强出仕为官，但内心却深感愧疚；三是堂皇出仕，认为理所当然。后一种人不足论，前两种人在文化价值观上又有两种趋向：一是继续坚持程朱理学精神，在存心养性上用工夫。这些人大都避居佛门或隐匿不出，著书立说以期延续汉文化之命脉，因此这类士人在心底里隐藏着对异族压迫的愤恨，在行为上追求独善其身，他们以遁世的表象掩盖精神上的积极进取、欲有所作为。诸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大儒均属于这类士人。另一类人则不如前一类人那样充实。他们由于精神上遭受了巨大创伤，对人世间一切价值追求都失去了信心与热情充斥他们心胸的是一种极强烈的忏悔之情，似乎对他们来说已然没有什么令人振奋的事情。吴梅村便是其中的典型人物然而这两类士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做出了自己文化上的重要贡献。前者不仅使儒学得以延续，而且还使之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后者则在叙述历史、抒写个人心中块垒的抒情中造就了“梅村体”的出世。当生命存在已没有意义时，吴梅村的诗人本色让他绝望地写作，仅仅在如此象征形式中才转化为一种希望的生存在灵与肉的磨折里他只能靠己身营构的知识来担当善与恶的生命抉择。在叙述他人和自己过往的生命变迁里，他编织出另一种时间和空间，而这时空置换中的感喟也可暂时消解自己的诗心与现实中的生不如死的境地的隔膜。 “大凡积怨积怒、积愤积郁者总要求‘凭臆而言’，因为他们除却作为心灵的载体如诗文词之类外，已一无所有。被时代的漩急浪涛、被黑暗的高压统制抛入深谷、网进牢笼，精神无所伸仰时，这种企谋保持一线个性的真诚自在的时空间隙。无疑是合理的而且是必然的。”
虽然吴梅村的生命是痛苦的，然而它毕竟存在着。那么他以诗人的敏锐与善感依旧能觉出无数苍生在易代之际所体味的悲欢离合。诗人的本性让他习惯于，即使处在生命的暗夜里也点一盏诗心的灯，在现实的社会里去继续自身痛苦未能噬尽的笔底尘缘。而这尘缘亦使得他的生命律动随着他人的生命历程变得强大有力，让他在笔端展现了直逼少陵的罕见的有丰富生命内涵的史诗。
顺治十四年江南科场案，一场大狱震撼江南举子。杀戮、流放之残忍均为史无前例梅村对此写过很多作品，借以抒发悲慨“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销魂别而已，君独何为至于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悲歌赠吴季子》)梅村在仕清之后无论再作何文，总是不由自主地会联系自己的遭际来感喟他人身世。所以哀苦情浓之词发抒于诗人笔端，动人的声韵节奏传达出的是抑郁难言之意蕴，“生非生兮死非死”堪称生死两难不由人的绝唱。《赠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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