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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中西爱情诗之差异及其文化渊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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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2 11:48: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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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婚姻都是根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的。有的夫妻婚前甚至彼此都未见过面。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而西方则不同，自文艺复兴以后，封建主义、禁欲主义受到猛烈的冲击，人文主义者提出“一切以人为中心”的口号，宣扬人性、人权、人欲的天然合理性，要人们尽情享受现世生活的幸福。他们歌唱爱情，赞美人生，要求个性解放。这场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运动，对当时的封建社会的陈规陋习造成极大的冲击。男女之间可以自由交往和自由恋爱，宫廷、沙龙、舞会、节El都为他们提供接触的机会和谈恋爱的场所。正因为男女双方是在较为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彼此萌发了爱情的种子，他们往往将爱情视为两个心灵的结合，两个人格的融合，爱情诗也着意表达对对方的倾慕，对美好爱情的赞美。同时，由于没有受到来自外界的过多的压力，他们可以热情奔放地直抒胸臆，不必加以掩饰。而中国古代情况则不同。自从西汉“独尊儒术”以后，人们的行为及诗歌创作被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那些发乎“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的任何迹象，都遭到封建礼义的压制。虽然代表人性的自由闪光的爱情诗连绵不断，代有绝唱，但毕竟始终有一股股反爱情诗的思想潜流，不断地公开地表示对爱情诗及其作者的轻视、仇恨和排斥。一些深受儒学思想影响的正统文人，对爱情诗的评价充满着历史的偏见和误解。比如，钟嵘的《诗品》，在评论只不过写些游子思妇之类情诗的张华时云：“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尤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仿佛诗作如果“儿女情多”就会严重影响其价值似的。唐代以后，随着儒学的复兴，封建禁欲主义的压力和阻力更是有增无减，唐初重臣魏征就曾指责前代诗歌创作是：“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忍极闺闱之内。”唐代最著名诗人李白、杜甫、自居易等，虽佳作连篇，但为后人留下的爱情诗却数量极少。同时，中国古代文人多数受孔孟之道的熏陶，怀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他们忙于背诵经文，寒窗苦读，与异性接触的机会极少，婚后又往往度光阴于仕官羁旅之中，不常与家人团聚，偶有爱情诗问世，也是“赠内”、“寄外”、“怀旧”、“悼亡”之类。另外，中国古代战争频繁，造成了无数征夫、征妇的离别相思之苦，交通的不便，音讯的难通，引起了不少商妇对南来北往经商的丈夫的思念和怨恨。“莫作商人妇，金钗当b钱”、“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等诗句，都是对这种状况的真实反映，这就是导致中国古代产生相当数量闺怨诗的原因。
中西诗风格的迥异则与文艺美学观有密切联系。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提出的“灵感说”、“宣泄说”对西方诗歌形成直抒美的传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柏拉图要求诗人在创作时进入迷狂状态，浪漫主义诗人将其观点加以引申，强调抓住心灵一刹那的悸动，充分调动想象和创作情感，正如华兹华斯所说，“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而“文贵含蓄”则是中国古代文学审美中的传统观点。老庄思想对这一审美传统的形成有重要的启迪作用。老子的“大音希声”和庄子的“至乐无乐”，都很自然地引伸出了“无言之美”的审美理论。自魏晋始，一系列著名的诗论家如陆机、刘勰、钟嵘等都极力推崇诗歌的含蓄美。唐代以后，人们已把“言有尽而意无穷”当成艺术追求的目标。刘禹锡提出“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司空图更是着力推崇“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样的文学审美崇尚到宋代，经梅尧臣、欧阳修、苏轼、严羽等人的提倡得到更为广泛的流传，构成了中国传统艺术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古代爱情诗之所以体现出朦胧含蓄之美的一个重要原因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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