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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屈原的人格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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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0-12 11:41: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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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作出客观审视和理性思辨的思想家、政治家。这在屈原的作品中有充分体现。如，《天问》“追述往古，终之以楚先，以“问”的形式表达了诗人对夏、商、周三代以及先楚历史盛衰的思考，对众多历史人物命运的思考，并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流露出对楚国前途的强烈忧患意识。它“是一首咏史性质的的作品”，“是一首‘述往事，思来者’的咏史诗”，又如，在《离骚》中诗人反复表明自己要“法夫前修”，以前代圣贤作为自己的楷模，并借对女委的回答备举历代兴亡之人事，极言后羿、寒浞、过浇之荒淫，夏禹、商汤、文王、武王之贤能，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的“美政”理想。
1．2战国“士”文化精神对屈原人格意识生成的影响
春秋中叶以后，由于“礼崩乐坏”以及私学的出现，伴随着阶级社会的急剧变革和封建制度的确立，在各阶级、阶层的分化集结过程中逐步派生出了一个阵容庞大、成份复杂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兴阶层一一“士”阶层。其中的“士”人大都出身卑微，如自称“贱人”的墨子，自述“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的孔子，以及“穷巷掘门卷枢之士”苏秦，还有庄子、张仪、申不害等，几乎均属于孟子所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也许正是他们“无恒产”的困顿处境激励着他们奋发进取、自立自强，培养了他们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进取精神。他们凭借自己的专长，或游说人主，取得卿相之尊，或著书立说，成就一家之言。屈原生活在这样一个“士”文化氛围如此浓厚的时代，“士”人那种“尚志重道”的精神对他人格的形成无疑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从屈原作品中所展示的“自我”形象可以看到战国“士”人的精神在屈原身上的体现：第一，屈原和战国“士”人一样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实现自我的进取精神。他满怀强烈的政治激情，对自己的“内美”“修能”高度自信，为实现“美政”理想执着进取，九死不悔。这与战国“士”人的精神一脉相承。第二，屈原有着誓死捍卫人格尊严，宁死也不屈从的峻洁操守。屈原在作品中一再表明自己不同流合污，不与“党人”调和妥协：“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离骚》)，这正是孟子“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坚贞操守在屈原身上的体现。可见，屈原在思想上深受到战国“士”文化精神的感召并形成了其刚强自信、九死不悔的人格节操。第三，在死亡观上，屈原深受孔子、孟子、庄子的影响。首先，孔、孟的死亡观是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的，这种道德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于“仁”和“义”的追求上。孔子主张“杀身成仁”，孟子主张“舍生取义”，“仁”“义”的境界是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为达到这种最高境界而导致的死亡，其意义价值深远重大。诗人在作品中对暴君摧残圣贤生命的强烈斥责，对古圣先贤以死殉节的充分肯定，对自己以死殉节的坚定选择，对为国捐躯的死难将士的热情礼赞，以及对于孔、孟所推崇的唐尧、虞舜、商汤、夏禹、周文王、周公等明主贤臣的高度赞赏，这些都显示出，孔、孟的生死观在屈原的内心深处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其次，对于人的生死，庄子一方面倡导以达观淡泊的态度看待生死，主张不悦生，不恶死；另一方面，庄子又主张“齐死生”，重视在精神上超脱生死，追求所谓“逍遥游”，从而达到生死永恒的境界。屈原采用梦幻神游的方式超越死亡，这在一定程度上渗透着庄子“逍遥游”的精神内质。
1．3血缘、家族、宗法观念对屈原人格意识的熏陶和培养
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在商代就已基本确立，周代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强化。宗法制实际上是当时人们家族观念强化的产物，而家族观念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可以说，先秦时期中原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制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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