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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化与世俗化——论析《谢天香》杂剧的创作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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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0-28 11:02: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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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圆到底无抛弃，愿尽老谐今世。”而柳永“君子成人美”，使月仙脱籍，才促成了周黄团圆的结局。《谢天香》剧中，经过一场误会，柳永与谢天香也“艳阳天气开”，共偕连理。
在元杂剧中，只有少数作品的团圆结尾是戏剧情节发展的必然或合理的结果，如关汉卿的《救风尘》、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墙头马上》等等。另有不少作品明显地表现出了生硬的、不合逻辑的大团圆结局。如《拜月事》过分地依靠偶然的巧合，(青衫泪》最后情节仓促而突然。还有一些作品则反映出被损害、被污辱、地位低下的一方(通常为女性)向另一方的妥协，以维持大团圆的结局。这些剧“经常是矛盾发展到高潮时，便突然刹车，加上公式化的结尾，而且非要演到男中状元、女封夫人、洞房花烛方肯罢手”.《调风月》中，燕燕同意作小夫人，还要“谢相公夫人的抬举，怎敢做三妻两妇，只得和丈夫一处对舞，便是燕燕花生满路。，’(潇湘雨》中的张翠鸳因为不能改嫁，只得维持那个破碎的家庭。《鸳鸯被》中，最后一支曲子【清江引】云:“想人生百年能有几?要博个开颜日，父子共团圆，夫妇重和会，这便是出寻常天大的喜。”
“大团圆”的创作模式，表现了伦理主义的美学理想。其结局使人转悲为喜，破涕为笑，使得喜怒哀乐各种情感相互中和、相互抵消，确保“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适中状态。它通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既定模式，使相互对峙以至对抗的社会力量各自遭到报应，从而最终确立普遍的封建伦理原则。这种“大团圆”的结局正体现了“以理制情”、“合情合理”的伦理原则。然而从实际生活来看，“大团圆”的结局又是虚幻的。封建时代复杂的社会矛盾、险恶的政治风云、残酷的权力争斗，注定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失意士子最终无法摆脱厄运，靠应试中举走上仕途，乃至获得统治者的垂青，这在他们来说只是一个金色的梦。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所给予人们的不能不是廉价的安慰和无法兑现的许诺，根本不可能掩盖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和悲哀，所以，古代戏曲当中普遍存在的这种千篇一律的、封赠团圆式的结尾，常常受到戏剧理论家的批评。徐复柞在《三家村老委谈》中谈到(西厢记》的结尾时说，“何必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而后乃愉快也”，李渔也说，“会合之故，须要自然而然，水到渠成……骨肉团聚，不过欢笑一场.以此收锣罢鼓.有何趣味。”这些都说明大团圆的结局不能脱离整个剧情的发展逻辑。这一点上也许卓人月在《新西厢序》中说得更透彻一点:“天下欢之日短而悲之日长，生之日短而死之日长，此定局也;且也欢必居悲前.死必在生后。今演剧者，必始于穷愁泣别，而终于团梁宴笑，似乎悲极得欢，而欢后更无悲也;死中得生，而生后更无死也，岂不大谬耶!”
在像《谢天香》这样反映文人与歌妓的戏曲小说中，大团圆的故事结尾往往更是浪漫的，充满了理想的色彩，因为这些作品只是寄托了作家和市井大众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和宗法观念，反映了人们追求“和”、“美”等带有儒家审美观念的思想心理，而这种结局，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实现的。封建等级制度不可能给青楼歌妓在婚姻上以完美的结局。歌妓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她们在婚姻中的命运。从历代的有关法律条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加在她们头上的枷锁是多么的沉重。《魏书·高宗文成帝纪》中记载北魏高宗曾下诏:“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技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宋以后，对娟妓艺人的婚姻同样加以严格的限制。《元史一百三》写在元代，如果“诸职官娶姐为妻者，答五十七，解职离之。”“倡优之家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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