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该论文采取文体学对比研究的途径，分析圣经《路得记》以及其作为儿童圣经故事的改写两文本之间的异同。本文探讨了文本母体与衍生文本是如何形成诗学上的差异，更关键的是，揭示它们在传教和释经的意识形态上达成一致。经过上述两种价值的操控后，改写者寻求关怀目的读者群期望与需要的综合途径，改写文学的魅力最终得以封存，原著得以延续生命。
关键词：《路得记》改写，叙事文体学，圣经话语，基督教，单一主神教
《路得记》的改写版本源自《圣经史话--讲给孩子听的故事》一书。本文在叙事文体学的框架下，全面地体察《路得记》及其改写之间的得与失。按照勒菲弗尔的主张，对原作的改写无论是采用翻译、文学史[注: 文学史，是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同属文艺学的范畴。-wenxueshi]、参考丛书、文集、批评或再版，“改写者改变，操纵笔下的原作，某种程度上，使其迎合所处时代主流或者其中一股占优势的意识形态或诗学思潮”(勒菲弗尔1992:8)。本文将细致地研究改写版《路得记》的变异特征，包括被扭曲的圣经话语和突显的意识形态意图，从而可预见到迎合儿童的口味，需要什么样的艺术和神学的共鸣与反响。与此同时，改写中的丢失也不容忽视。

1.圣经《路得记》叙事上的文体分析
《路》使用第三人称叙述者，这属于外部聚焦，维持隐含作者与角色之间的安全距离，同时方便在虚构现实中描述行动和事件。另外，因为隐含作者掌握着文本世界所有的信息和知识，该聚焦结构是全知全能，文本聚焦因此趋向于客观，冷淡、不可一世以及更为可信。WWw.LSQn.Cn
在人物塑造方面，人物形象的二元对立是圣经叙事的特色，福斯特的人物类型观很好地阐明这种结构对照：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前者是二维的，不复杂，在作品展开中变化不大；圆形人物则是性格复杂多变，会给读者带来惊喜（福斯特，2009）。路得出身异邦，丧夫，她与婆婆在糟糕的环境下相依为命。她请缨到陌生田地上捡拾余留的麦穗，解决温饱。这个举动显示了对家庭的责任感和女性的勇气。除了服从婆婆对婚姻的每个指示，她在晚上给波阿斯提亲时礼数周到、自爱自律。相反，拿俄米的儿媳俄珥巴被劝诫离开了婆婆，是受责备的。
话语表达的主要模式是对话。有两处直接引语属于文体变异，因为原本可以处理为间接引语。一处是“她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 (路 2:7)；另一处为“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直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 (路 2:21)。直接引语能证实路得与波阿斯的说话内容，因为惟有得到波阿斯的允许和慷慨解囊，路得的请愿才能生效，一家才不会饿死。
故事开头的社会风气、地理位置和时间顺序等无一例外都是轻描淡写。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路 1:1)；“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 (路1:6)”；“于是她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路 1:7)；“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路 1:19) 。缺乏对细节的实质性的描写，读者充满困惑。近乎去前景化，过分不完全叙述的叙事构成了故事背景。
德国文学评论家奥尔巴赫在其大作《模仿论》中试图探索圣经故事的文体特征。他主张圣经故事并不为取悦读者感官，而是通过指定经书的编纂和汇编，建立自身专横独断的现实和历史观。由此一来，圣经剥夺了叙事的精妙细节，人物或者语言的修饰润色，时间环境的说明以及背景知识的补充。他辩论道：

圣经对真实的声称不仅仅要比荷马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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