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荷马史诗》-史诗是古代民间文学的一种体裁，通常指以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古代长篇民间叙事诗。史诗主要歌颂每个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战胜所经历的各种艰难险阻、]更紧迫，而且是专横的；它排除了所有其他主张。经文中的世界不以标榜历史真实性为满——它强调这是唯一真实的世界，必然服务独裁统治。其他场景，议题和法令没有权利独立于它。圣经并非愉悦我们的口味，他们不奉承，讨好和迷惑我们——他们力图奴役我们，假如我们拒绝被奴役，我们就是叛徒。（奥尔巴赫 1974, 14-15；作者自译）
他论述道，驱动圣经文体的核心原因是圣经背后的教条和应允，即让异教徒改信基督教或者建立上帝教诲终极崇高性的野心。所以这些简洁、过于简单、美学性缺乏的故事要求读者做大量阐释。圣经叙事的绝对权威在于征服我们的生活，将其纳入圣经世界，并将我们的存在化作宇宙历史结构中的元素。但是我们的历史环境越来越远离经书，圣经话语的改编难免须通过解释性变形。
2. 改写的《路得记》，文体变异的各个方面
与原作相比，改写过的《路》突破了圣经话语的许多叙事规范。与其同时，各维度的文体变异使得再创作的文本完成“小说化”，也更具试验性。
首先，儿童版《路》追求的是“丰满化”的历史现实，增添内容符合时代特征和原作精神。以往乏味的叙事被肉体化，展现了人物人性和弱点。引入现代叙事技巧，比如思想表达、感情流露以及人物形象化等，实现了小说艺术化，儿童读者因此更愿意和容易与故事产生共鸣，同时也能轻而易举地分别善恶。这种被润色的、动态的、图像化的儿童体裁打破了原有圣经叙事的特征：“某些部分被突显，其余则显得晦涩，唐突、暗示着意想不到的‘背景’性质的影响” (奥尔巴赫, 1974, 23)。
其次，使用第二人称，提供了隐含读者与角色之间的交流空间。由于全文的视角是第三人称，因此这种变异非常怪异，更不用说在重写中人物不具备与隐含读者反驳的权利。例如，隐含读者与以利米勒和拿俄米单方面的互动构成了一种超现实主义般的历史感。问题不断地抛向作为接话人的“你”，这仿似营造了永恒进行中的审判现场：以利米勒逃避上帝惩罚，上帝对他有罪的举证和抨击不断地在第二人称的话语模式中被再现。与干瘪的母体相比，改写版本更有生气。
第二人称的入侵也暴露了隐含读者的显现。隐含作者的干预无处不在，排除了多种解读以及弹性意义的可能。圣经并没有解释路得为何对拿俄米“依依不舍”，基于文内对话，我们可以推断她的奉献源自对亡夫的忠贞不渝和对婆婆关爱孝敬。
但在改写中，她含糊的动机只允许一种解读，即拿俄米帮助路得皈依为基督教教徒。“上帝赐给了拿俄米一颗新心，她爱上帝，愿意与媳妇分享上帝的恩典。她把上帝在以色列人身上行的神迹奇事和他对以色列人的应许都一一讲给媳妇听。” (冯罗敦希尔, 2005) 这行动促成了路得沉思，继而决定 “她决定不再拜摩押的偶像，她发现他们不过是假神，她的心向往以色列人的上帝。” 

诗学形态有两种部件：“其一是形式库，包括文学手段、题材、母题、原型人物和情境以及象征；其二是文学充当什么角色的概念，或者说在整体社会系统中文学应担当什么角色” (勒菲弗尔1992:26)。考虑到适应儿童的需求，在选择主题以实现原文影响的点上，前后两个诗学要求却发生了分歧。显而易见的是，在重写中，抛弃摩押偶像而拥护以色列上帝这一“非此即彼”的二元取向会在儿童心中得到强化。小孩子们则会被说服“到了以色列地，就是不能结婚，没有将来可言，也算不得什么。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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