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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儿童圣经故事的《路得记》—个改写视阈下的叙事文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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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3-01-23 12:07: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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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地方住，可以一生一世敬拜真神，也就心满意足了。” (同上, 2005)
在阐释圣经传奇时，选用儿童文学的题材，让原作改头换面，不但引发了绝对一元解读的局限，而且需要填补儿童圣经文学的社会效用缺口。
3.上帝话语中单一主神教的突显，契约与应允
鉴于驱动圣经叙事的根本动力是上帝的意志，我们可以看出上帝的神学原理与人类的功利追求是如何牵涉一起的。
首先，圣经语言充满了强烈的神圣意蕴和明显的精神指引，即神谕。作为叙事的核心要素，上帝的评判成为了推动一切向前发展的驱动力（刘，2006）。此外，重中之重是一个信条：相信唯一的真神。与路得相比，俄珥巴回到自己的民族、土地和摩押偶像。在儿童故事里面，注释成为了补充信息，读者了解到降临以色列人的惩罚来源于他们错误的偶像崇拜。因此，单一主神教，即信仰单一至高无上的神明，尽管并不一定排斥对其他次要神明的存在，应该是对当时正义信仰更准确的概括。摩押与以色列宗教之间的强烈对比将以色列上帝独一无二的神性前景化了。
更进一步来说，上帝“以神迹显灵”与永恒的“重返伊甸园”的母题交织一起，编纂《路得记》的意图昭然若揭：“因信称义” (鄢, 2007)。路得牺牲自我，保护拿俄米，成功地赢回了上帝的眷恋。家里男性先后离世，经济赤贫，拿俄米被迫回到应许之乡。过去的厄运是上帝愤怒、警告、定罪的前兆，但路得皈依基督教后，她的生活焕然一新：爱、婚姻以及后代。这些福气都归因于她对婆婆的奉献和对信仰的虔诚。同样地，拿俄米也重新取得了上帝的恩宠。这两个人物通过决定相信和赞颂哪一个上帝从而获得新生。路得的圆满结局强化了基督教的神学真理：进入上帝王国并成为其中一员的途径是信守真正的信仰，这与国籍、种族、性别和血缘无关。
《路得记》中事件的取舍无与儿童的宗教教育和接受能力息息相关。意义最重大的删节行为是以片言只字一笔带过第三、四章：“小朋友，下面我得长话短说了，故事的发展有些复杂，不容易明白。总之，最后路得嫁给富有的波阿斯，她不需要再下田里拾取麦穗。她成为以色列人的一分子” (冯罗敦希尔, 2005)。这两章记叙的是路得是如何高明地向波阿斯提亲，以及波阿斯如何圆滑地从近亲的手中取回赎回权。这些内容涉及到在圣经时代再婚的合法性，当然改写者有足够理由删去它们，因为主要目的是宗教教化，而非普及民俗。
再次，大量注释填充新文本，定下了一个说教式的基调。比如“上帝禁止以色列人变卖家产”；“摩押是上帝咒诅的地方，没有上帝的祝福”；“上帝禁止以色列人娶不信上帝的异教女子，他们与摩押人联姻，自然不被允许”等。外加许多呼格，如“小朋友，我要郑重地劝戒你：“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祂，相近的时候求告祂”(同上, 2005)。实际上，故事最后一句出现在以赛亚书55:6中，这借用了圣经材料的互文性，从而定型文本为布道式的儿童故事。
4. 结论
无论《路得记》经书如何朴实和难解，还是改写成品如何充盈着感知快感和教条式诉求，无可否认的是，上帝在圣经的叙述话语中无处不在。尽管伪装成不同的文体，编纂儿童故事的意图十分清晰：注入传道士高昂的基督精神和文学家虔诚的创作热情。然而文学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角色并不止于教化，以叙事文体学的途径审视改写的文学作品，我们得以领悟到故事内容和形式上是如何被改写的，即在诗学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张力中，改写者寻求关怀目标读者群期望与需要的综合途径，改写文学的魅力最终得以封存，原著得以延续生命。
参考文献
奥尔巴赫 埃里希. 2002. 摹仿论: 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 [M]. 吴麟绶.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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