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对于妇女再婚问题的两点认识。
第一，再婚、“守节”是对立的事物，基本上是不同社会阶层的思想和行为。同样是嫠妇、贞女，有的再嫁，有的守寡，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而守节是在政权、族权支持下夫权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已故丈夫还在支配活着的妻子。改嫁在劳动者家庭的女子中出现的比较多，是劳动妇女要求生存的权力，要求重建和争取幸福的家庭生活，它曲折地表现了劳动者对封建伦理观念的某种抗议。
其二，私有制既要求女子“守节”，又破坏妇女贞操。要求妇人守节为私有制所决定。有产者害怕寡妇再嫁，带走丈夫的遗产，所以阻止孀妇再婚，所谓“从一而终”的说教，不过是为这个经济利益辩解而已。但为了财产的继承，又有人强迫有财产继承的孀妇再嫁，则是从事破坏妇女贞操的行为。私有制使得有产者对保持妇女贞操问题产生矛盾，从这里看不到它所谓的神圣贞操的必要和原则，它的原则与其说是保护妇女的贞操，无宁说是以财产为转移破坏妇女的真正贞操。因此，封建社会下妇女也无真正的贞操可言，就从这里说，女子要求再婚的斗争也是完全正当的，更不要说再婚本来就应该是女子的权力。
四、溺女风习与育婴堂的建立
溺女是女婴刚一坠地，就被淹死。溺女是清代社会相当流行的恶习。光绪四年（1878年）翰林院检讨王邦玺缮写奏折，请禁民间溺女。他写道：“民间生女，或因抚养维艰，或因风俗浮靡，难以遣嫁，往往有淹斃情事，此风各省皆有，江西尤盛。该省向有救溺六文会章程，行之多年，全活不少。无如地方官奉行不力，致良法未能遍行，请饬责成州县劝办”。清朝因此发出上谕，要求江西巡抚刘秉玮督催州县官认真办理“六文会”，并晓谕居民，“嫁娶务从简俭”，以清溺女之源。并令咨行各直省督抚，一例照此办理 。这个奏折和上谕，全面涉及了溺女现象产生的原因、状况、拯救办法，下面涉猎这些具体问题。
诚如王邦玺所说，溺女是风行全国的事情，兹就笔者所见资料，列表以明之。
各地溺女情况表（略）
表中所列七省的府县，无疑是溺女风习严重的地方，其他区域的情况，由下面将要叙述到的各地针对溺女而设立的育婴堂一事，亦有所透露，惟是笔者阅读载籍尤其是方志不广，不得其详而已。
何以造成民间溺女呢？王邦玺说得对——“抚养维艰”。嘉庆间修的《绩溪县志》说，“贫者生女多不举” ，贫乏人家现有人口都难以生存，再添女婴，生计更不好维持，只能忍痛淹斃。
但是何以只溺女而保存男婴呢？所以上面讲的只是一个基本原因。清代社会风气重赔嫁，女儿到了婆家，没有像样的嫁妆，令人看不起，还要受公婆、妯娌、小姑的气，不破费办嫁妆也不行。与其到那时破产赔嫁，不如不要养活了。这就是王邦玺所说的“风俗浮靡，难以遣嫁”，故而溺女的原因。光绪帝上谕的“嫁娶务从简俭”，也是看到婚姻破家与溺女的关系。溺女盛行的地方，对这个问题更清楚，所以同治《雩都县志》说：“为制奁之艰而甘为杀女之事”。有的地方，佃户嫁女儿，要先向地主送银子，名曰“河例”，佃户为免除这种负担，多溺毙女婴 。
男子结亲更费财，为什么单单溺女呢？封建的继承制度和重男轻女思想也在起着重要的作用。家庭财产应由男性子孙继承，所以每个家庭都需要养活男性后人，再穷也要有个承接烟火的人啊！而女儿是要嫁出去的，总是人家的人。因此对于家庭来说，女儿并不是必须有的，这样产生重男轻女思想。在生活困窘情况下，养男养女只能取其一的时候，权衡轻重，就留男而弃女了。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溺女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还有的家庭，头几胎生的是女孩，而家长们盼望早日抱儿孙，认为已经出世的女婴妨碍迅速受孕，于是立即处理掉女婴。这就是乾隆年间编修的《泾县志》所写的：“泾俗贵男贱女”，“嗣艰者冀目前之速孕”，就淹溺女婴了 。据俞樾说宁波出现烧女婴而又沉河的事：有一人家连生两个女孩，都淹死了，第三胎又是个女的，怕还只是水淹她，又来投胎，下一个还要生女孩，就改变方法，先用火烧，然后坠上石头，沉入江中，使她永远不得出世。据说那人这样做时，围观者数百人 ，这种残忍的事情没有人来制止，可见当时人的思想大体是相同的。
溺女陋习的流行，使人口中女子略少于男子。清季普查人口，据《清朝续文献通考》所载的北京、顺天府、吉林、黑龙江、直隶、山西、浙江、江西、四川、贵州等地的统计数字，男口均多于女口百分之十以上 。人口性别比例不平衡，关系人类本身的生存发展，所以是一个社会问题。这虽是清末的统计，但男多女少的现象不是到这时才冒出来的，在此以前，统治者已经感到溺女问题的严重，一些地方官采取命令的方法，禁止民人溺斃女婴。乾隆时尤溪令吴宜燮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