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这种劳动不能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相反，它正表明了女子的“家庭女仆” 、“家庭奴隶” 的地位。至于社会上层家庭的主妇，不过是主要管家婆和女仆头领罢了。妇女“家庭女仆”的地位，就是她们是家长属员的实质。还需指出，妇女的家务劳动，做饭，看孩子，是最原始、最繁重的劳动，付出的体力代价是艰巨的。而这种极其琐碎的劳动，束缚了女子智力的发展，使她们变得“愚钝卑贱” 。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了女子这种状态，反过来又把它做为诬蔑、统治妇女的一个藉口。
（四）女子成为“生孩子底简单工具”
妇女的可悲命运，还在于她们是实质上的生育子女的工具。私有制的社会，生儿子是家庭重大的事情，在财产较多的家庭中尤其如此。丈夫要求妻子生儿子，如果不能生育的话，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的原因，都推在女子的身上，认为女的犯了罪，列为七出之条，可以撵出家门。传统社会主流意识更想出理由，叫妻子心甘情愿地让丈夫娶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它的理论，使一夫多妻成为正常的制度。
丈夫为了财产不致沦落他族，后继人确实是自己的儿子，即不仅是名义上的，而且是血统上的，绝对要求妻子保守贞操。贞操观念，社会意识把它看作妇女的气节问题，是女子的最高道德。为了妻子保持贞操，丈夫要求妇女过幽居的生活，避免与丈夫以外的男子接触。前面提到“别内外”，包含禁止女子与外人接近的内容。康熙时即墨杨姓家族《家法》规定：“异姓卑幼，妇人不许辄见。小姑之夫不见，侄婿非大事不见，堂侄婿大事亦不见”。对比较近的亲戚的男子尚且如此，不相干的人更不能交往了，所以该《家法》又说：“妇人不得入庙焚香，不许游山玩景，不许与男子语”。这一条规则，目的就在后一句话上。对家中的仆人，女子是有事情要处理的，不能一概不联系，于是又有相应条规：“家人不许入中门，有所禀则扬声传语；有事呼入，则妇人避之，有所诏，则隔帘而命之”。该《家法》还规定：“妇人非至亲之家，不得住”；“妇人不许往疏亲家饮燕” 。如此这般，简直差点把女子捆绑在室。
对于女子贞节的要求，在各个阶层的家庭中，都是相同的，是为私有制所决定。但如上述多种多样的具体要求，各种类型家庭不全一样，在劳动者家中程度要差些，甚至差得多。如过幽居的生活，社会上层家庭有可能实现，劳动者的妻子要下田，当然要走出家门，出现“壮丁健妇相杂于道”的景象，没有可能来藏“娇”。
（五）妻子时或被当作财产出卖
女子作为男子的附属品，最严重的是被视作财产，以至被出典出卖。本来，丈夫用聘金娶妇，是变相的买老婆，自然形成处置妻子的人身直至典卖的实际权利。清代，卖妻的事在各地时有发生。康熙时兴国知县张尚瑗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兴邑敝俗，或因伉俪不和，或为饥寒所迫，辄将己妻妾妄作姊妹等项名色，转嫁他人，或写立婚书，公行嫁卖” 。说明该地卖妻的事实和原因。究其缘由有两个方面，一是夫妻不睦，这是家长包办婚姻的必然恶果；一是为贫穷所迫，这是封建剥削制度的必然产物，所以兴国的卖妻及其原因带有普遍性，反映全国的情况。四川汉川人黄同兰，移居德阳县，替儿子黄秀元娶江子陇之女为妻，小夫妇合不来，黄同兰商得江子陇的同意，把江氏卖给曾宣为妾，得财礼钱十七千文，到曾宣迎娶的时候，黄又向他要酒水钱 。就是伉俪不和而卖妻。清初顾炎武在陕西户县、歧山之间，看到农民为了交纳钱粮，“相率卖其妻子” 。康雍间，绩溪县陈文成的家族中，“贫屦至欲鬻妻子者十三家” ，可见卖妻者之多。
鬻妻者受国赋、私租、债务、贫病、岁欠等原因的逼迫，靠嫁卖妻子解决眼前的困难。这种买卖、当授受之际，原来的夫妻生离死别，男的伤心欲焚，女的“哀啼不忍去” ，夫妇“相诀而哭” 。被卖的妻子对丈夫依依不舍，毫无怨恨，这是因为卖人者与被卖者都是被压迫的受苦人，妻子被卖的决定因素不在丈夫，而在封建社会制度。
还有一种典妻的现象，在浙江、甘肃等省流行着。男子无以度日，将妻子租典给人，受典者亦多系无力娶妻者，或有妻而不孕者，为了传宗接代，租人妻小，定有年限，到期归还 。这种婚制遗留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五十年代初期土地改革的时候，江西农村还有一种“租人利”的债务，即是典妻制存在的表现 。
卖妻典妻的事情中，尽管卖妻的丈夫也是受迫害者，然而妇女所遭受的痛苦更沉重。男子还可以将所受的痛苦部分地转移妇女身上。因此卖妻现象也不失为男子视女子为财产的实质的表现形式之一。
综上所述，妇女在家庭内部，被排斥和限制参与家政，屈居附从地位，实质上是“家庭奴隶”及丈夫的“生育器具”，甚至还被剥夺了基本的人身权利，被当作财产出卖。家庭，并不是妇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