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量其贫富而后合” 。在安徽宁国府，也是“婚嫁论财”。家庭经济不富裕的，顾虑到女儿出嫁后的生活，更要考察男方的经济情况，所以“中下之家论财” 。论财，就使得经济状况基本相同的人家为儿女提亲，结为姻戚。
婚姻论财突出地表现在讲究聘礼与嫁妆上，尤其是聘金的多少，常常成为婚姻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雍乾时期翰林院检讨夏醴谷说当时婚姻论财的严重情况是：“将择妇，必问资装之厚薄，苟厚矣，妇虽不德，亦安心就之；将嫁女，必问聘财之丰啬，苟丰矣，婿虽不肖，亦利其所有而不恤其他” 。主婚的男女双方家长过分地挑剔对方的礼物，也是查看对方的经济力量。
婚姻论门第与论贫富，在这两方面，又以前者为重要，因为良贱是不易逾越的鸿沟，人们必须严加注意。
二、婚龄的规定和童养媳制度
清朝政府规定，男子十六岁，女子十四岁，就达到结婚年龄，可以自便 。这项法令，继承了宋、明的立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虚岁十四、五岁的少年就可以成亲，是一种早婚制度。早婚是当时的习惯，在社会上层和缺少劳动力的贫穷民众家庭中尤为流行。清朝的帝后是早婚的典型，顺治帝十四岁大婚，康熙帝的婚事更早在十二岁的童年时完毕，雍正帝的孝圣皇后结婚时十三岁，乾隆帝算是晚婚的，大婚时也才十七岁。帝后的婚龄之早，表现了皇室、贵族、官僚等社会上层家庭婚龄的一般情况。社会下层的缺少劳动力的家庭，为了获得劳动人手，常给年岁幼小的儿子娶年长的媳妇，形成小女婿的社会现象。
在中国历史上，婚龄的规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有所变动。在长期的战争年代，法定婚龄偏小，如南北朝时期北齐后主（565年—576年在位）规定，女子十四岁到二十岁之间必须出阁，北周武帝建德年间（572年一577年）强制十五岁以上男子、十三岁以上的女子成亲。在一次大的战争之后，婚龄也在实际上被提前了。西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规定女子在十五岁至三十岁之间必须出嫁，否则多征税。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的法令，强制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以上成家 。这些婚龄的规定，是实行鼓励人口增殖的政策。因为战争使人口锐减，统治者为增加劳动力和补充兵源，强迫青少年早婚以藩殖人口。
清代的婚龄法规是稳定的，虽然没有强制少年结婚，但实际是鼓励早婚，鼓励人口的滋长。在清代，人口的猛增成了爆炸性的问题，由顺治七年（1650年）的一千零六十万丁口，增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四亿一千二百八十一万人。早在清朝初年，康熙帝、雍正帝都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屡屡说人民生计困窘，是由于生齿日盛而田不加服所造成的。乾隆帝在晚年更惊呼他的属民比乃祖时跃增十五倍，表示他对民生问题的担忧，说些要求小民“俭朴成风，勤稼穑，借物力而尽地利”的陈辞虚语 。康熙帝、乾隆帝祖孙都没有推迟结婚年龄、限制生育的措施，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普遍认为子孙多是好事——“多子多福”。比如雍正帝祝愿他的宠臣云贵总督鄂尔泰“多福多寿多男子” ，鄂尔泰报告他已有五个儿子，雍正帝说他的祝愿实现了 。他的父皇康熙帝有儿子三十五个，女儿二十个，堪称为“多子翁”。人们希望多生，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情：宗法的封建私有制，需要有血缘关系的财产继承人；在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社会，家庭需要及时补充劳动力，这就是早得子、多生子思想意识和现象产生的根源。由此而派生的早婚制度及其稳定性，就不难理解了。
早婚还表现在童养媳制度上。童养媳，又称“待年媳”，就是由婆家养育女婴、幼女，待到成年正式结婚。
童养媳在清代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童养的女孩年龄多很小，有的达到了清代法定婚龄，也待年在婆家，则是等候幼小的女婿成年。其待年情况，可从下列《童养媳事例表》得知一二：
童养媳事例表
（略）
童养媳婚姻的流行，有着广泛的社会原因。第一，贫穷的人家生下女儿无力养活，就把她给了人，长大了成为抚养者家中的媳妇。安徽绩溪县这种情形很多，所以嘉庆间修《县志》，说贫者“女生畀人抱养，长即为抱养者媳” 。第二、结亲聘礼重，婚礼浪费大，陪嫁多，而这种习俗常人又无力抗拒，但是童养媳制度倒可以大大减少这种开支，男方抱养待年媳不需要财礼，等到正式结婚，仪式要比大娶简单得多，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