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示严禁”溺女，并“作歌晓谕”，希望民人知晓溺女的害处和官府的态度 。嘉庆时金华知县刘陆遵因俗多溺婴，“为立条约，时于地方耆老谆切劝戒，并捐产创建育婴堂，以恤贫困” 。有的官僚和士人做一些禁止溺女的宣传，如翰林院侍讲施闰章作《溺女歌》，劝人存女为善 。有的宗族宗祠和上层分子也参与这项活动，如益阳熊氏宗族特作《溺女戒》，作为宗规要求族人遵守。它以歌谣的形式，对溺女的种种糊涂观念，如养女破家、养女防碍生儿等，——予以驳论，如说“若云养女至家贫，生男岂必有怡亲。浪子千金供一掷，良田美宅等埃尘”。生子不一定能保家、发家，必何总看着嫁女赔钱。又说：“若云举女碍生儿，后选迟速谁能知”？又针对穷人溺女，说“贫者杀女终不得，家无担石身无袴” 。道理不一定讲得透彻和准确，但发人深省。
地方官和士人的劝禁溺女的规定和宣传，记载上述那些人的业绩文字，都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媮风因以稍革”，“陋俗一变”。实际是在短时期内，该地溺女者减少一些。所谓“俗尽革”，则是美化劝禁者的过甚之词。其人去后不久，溺女又在那里流行起来。盛行溺女的金华府，早在明朝嘉靖年间兰溪令李昭祥就在禁止，并且规定养了三个女孩的，就给予免除差徭的优待，当时出现“无弃女者”的局面 。但是后来沈藻、吴恩诏等还在那里禁止，直到清末钟琦说金华溺女严重，可见终明清之世，当地始终流行溺女的恶习，只不过有时候略为好一点。在宁国府，乾隆初知府程侯本“开诚谕禁，陋俗为变” 。究竟变没有变？同治间修纂的《宁国县通志》说：“弊俗相沿，莫盛于停丧、溺女二事” ，揭了这个底。
封建的财产继承制度，租佃制度和赋税制度下的人民贫困，贵男贱女的观念，婚姻仪礼的奢华糜费，这些制度和风习不改变，溺女现象只能长期持续下去。它不是某一项法令能解决的，也不是靠激发天良能奏效的。道光间，梅曾亮明确地指出，溺女“非法所能禁”，因为“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 。他认识到人们为了经济的缘故而溺女，不像某些官僚只责备民心而回避严肃的社会问题。不过梅曾亮并没能提出救弊良方，他只是在建立育婴堂上打主意。好吧，现在就来考察这项办法。
设立育婴堂、六文会之类救济机构，是从经济上资助贫人，促其养育女婴。清代育婴机构的建立，较早地出现在扬州、北京、通州、绍兴、杭州、苏州等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左副部御史周清原鉴于溺女严重，奏请各省建立育婴堂，“以广皇仁”，得到康熙帝的批准，命疆吏留心承办 。这一决定促进了地方官对建设育婴堂的热情。许多州县官和地方绅士结合，捐钱、捐田或拨给部分公田、公费，作为育婴堂的固定资产，从而把它建立起来。育婴堂多半由绅士管理，地方官监督，如安徽怀宁育婴堂，先于乾隆十一年（1745年）由巡抚潘思榘、安庆知府赵钖礼、知县陈间仪捐金募建，后于道光二年（1822年）由布政使陶澍等捐银置田，望江县监生周钖荫等捐钱发典生息。开始“绅士董其事”，次由候补官在堂经管 。常熟县的育婴堂，“绅士为监堂，生员为董事” 。
育婴堂必有田产可收租，或兼有银钱放债取利，前述怀宁育婴堂每年可收息银三千七百两，租谷二百六十三石。奉化育婴堂始建于嘉庆，至同治末，有田一千四百多亩，岁收谷十一万八千斤，钱六千四百八十四千文，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产业增至田一千八百六十八亩，山二百一十亩，地五十二亩 。江西溺女严重，然而育婴堂的规模并不大，萍乡县城育婴堂，每年可收租近四百石，归圣乡、长丰乡等六个乡坊各立育婴堂，收地租 。但到同治间财产损失，县育婴堂只剩房三间、田十余亩。广昌县育婴堂至同治间有田租七十二石，泸溪县堂有租四十二石 。财产甚少，无法办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邦玺才强调办六文会。这个会章规定各村设立股分，由民人认购，每股每月交钱六文，一百股可得六百文，以给本村贫民养女之家。
育婴堂立有规则，条具抚养女婴的办法。有的堂备有房舍，将弃婴收留在堂，雇乳妇喂养；有的把女婴交给乳妇带回家抚育，按月发给生活费。无论在堂与否，均给衣服。如松江府育婴堂把女婴放在佃户家抚养，给予钱米，管理人每月初到佃家验视，因此陈金浩歌之曰：“水云亭（在府城西）畔义堂开，不复传闻虎乳孩。记得城东收弃子，佃农月旦望门来” 。各地育婴堂由于经济力量的限制，对于众多的嗷嗷待哺的女婴来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所以它只能作为一种“善行”、“仁政”的点缀，而不能根本解决溺婴的问题。是以清朝一代，溺女之风踵相流行。
五、妇女“家庭女仆”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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