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不论是以明媒正娶的形式，童养的方式，再婚的过门，到了夫家，其地位如何呢？
（一）妻子以丈夫的附庸面貌出现在家庭
自从原始社会中父权制确立，男子成为家长，开始了奴役女子的历史。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更加强和巩固了男性家长的地位。在封建时代，人们把男女关系比作天地关系，天高地下，夫尊妻卑，人们认为这是正常的伦理，设若高下颠倒，尊卑易置，妻主夫从，则是反常的乱伦了。
清代只承认男性为家长，蔑视女子的家庭地位，在户籍登记中，户主一定是男子。只在没有男子或成年男子的情况下，才允许女性做家长。有时甚至不记载妇女，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保甲法，给民户名牌，“书家长姓名、生业，附注丁男名数，不及妇女” 。被统治者视为神圣之物的谱牒的记载，绝对以男性为中心，它记录男子的血缘关系，写明男性家长的简历，包括他的妻室和子女。妇女上宗谱，是为了交待男子配偶情形，并非为了女子本人。有的宗谱写明妻子的娘家和出嫁女的婆家情况，对此有的宗谱认为“无关轻重”，不需要写，只有“妻及女夫之父，其嫡派祖先有达尊硕望者并及之，以著其阀阅，至女夫之子孙有爵秩者，亦详载之，以志我之所自出” 。即使这种情形的，有的宗谱仍不著录：“女所适，虽贵不书” 。很明显，即使书写女子事迹，亦是为了显示宗族的光彩。
妻子作为丈夫的附庸，清律作了明确的规定。在五服关系中，妻为夫服斩衰服，而夫为妻则降一等，服齐衰服；妻对夫的父母亦服斩衰，而夫对岳父母只服五服中最轻的缌麻服；妻殴打丈夫，不管丈夫告发与否，均杖一百，如果有伤，加凡人斗殴三等治罪，若致残废，绞立决，倘若致死，则斩立决，若故杀就凌迟处死 。妻子欧打、杀害丈夫，属于“恶逆”、“不睦”的“十恶”之条，罪大恶极，为常赦所不原 。丈夫殴打妻子，没有成伤的不论罪，致伤的，妻子告发，依凡人斗殴减二等治罪，致死的绞监候，故意杀害的绞立决 。清朝司法机关完全按照这些规定处理夫妻纠纷案件。嘉庆二年（1797年），山西介休县人任存禄打死妻子李氏，晋抚蒋兆奎依夫殴妻至死者绞律，判绞监候 。四年（1799年），福建长汀钟学友被妻郭氏毒死，原来郭氏八岁就到婆家为童养媳，备受丈夫虐待，钟又把女儿出卖，这才起意害死丈夫，结果她被凌迟处死 。司法表现出，夫妻犯同样的罪，夫减刑而妻加刑，夫对妻犯罪，至重判绞决，而妻则重至最酷烈的刑法——凌迟。这是法律对夫妻的主从关系的肯定。
即使在女子做家长的情况下，她在名分上还是不合格的，如无锡李明华第二女有能力，而子李鎔身体虚弱不能理家，明华临终以家事托女，女承担下来，她三次为李鎔娶妇，待到李鎔死，遗有稚子文茂和一大笔债务，道光二年（1822年）她清理借贷，“召券主列坐，抱文茂出，极地谢，谓予弟累诸君子，薄田数亩，顾悉以偿子母，勿使泉壤有负心人。众皆诺” 。值得注意的是她和债主商议事情，要抱着不懂事的侄儿，表明她虽然是事实上的家长，但是社会承认的还是李鎔的儿子，李氏要管理家政，还得承认男性权力，自认是不合格的家长。这种女性做家长，是权宜办法，是暂时的现象。丈夫权力的影子，在妇女为家长的家庭中也处处笼罩着。
（二）妇女在“别内外”、“勿听妇言’训条下，被排斥和限制参予家政
男子是家长，掌握着家政大权，不允许妇女分割。统治者极力提倡所谓“别内外”、“勿听妇言”，来实现他们的目的。“别内外”，是保守妇女“贞操”的手段和伦理，这一点随后将谈到。这里指出，它要求女子不与外人外事接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妇女参予家政，尤其是家庭外部事务的可能。湖南湘阴士人王朗川《言行汇纂》宣称妇女有十三禁，第一条就是禁“干预外政” 。社会伦理蔑视女子，认为她们见识少，气量小，家庭的不和是她们引起的，因此妇言听不得，否则就是“牝鸡司晨”，必定出乱子。统治者及社会主流观念总是把这类谰言做为治家经验，写在家训中，如武进谢氏《宗规》说妇女若“不避内外，不事女红，长舌司晨”，“皆是女德不淑” 。
（三）妇女从事家务劳动，类似于“家庭女仆”
排斥和限制妇女参与家政，妇女的家长附从地位的实质是什么，就可想而知了。主流社会要求女子，出嫁之前从父母，做“淑女”；出嫁之后从丈夫，做“贤妻”；生儿女之后精心养育子女，做“良母”。按照这个要求，妇女的任务就是所谓‘相夫教子”，即在丈夫指导下从事家务活计，若是上层家庭，主妇指导婢妾去工作，劳动者家庭主妇就亲自从事家中杂务。婚仪中“奉箕帚往婿家”，就充分反映了妇女在夫家进行洒扫炊厨的家庭劳动的内容。这种劳务是为家庭、为丈夫服务的，是一种“对家庭中的私人事务的义务”，不具备社会劳动性质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