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间文化的关注也是受到外来压力的冲击而引起的。18-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他们建立民族国家的理想，伴随本国民众的启蒙，当然要利用民间文化，这种利用也留给我们学术上的后遗症。爱国的、民族的、民主的知识分子，他们可能凭借一时之需要，关心民众的口头文学。如中国的五四歌谣学运动、解放区的民歌运动，有民族革命的因素。帕里的工作主要是学术的，而非意识形态的。但是，他的研究的确涉及到这样的问题。  当代学者认为帕里和洛德在南斯拉夫史诗研究中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的问题。但是，南斯拉夫的故事歌手与巴尔干正在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相关联。

“穆斯林和基督教歌手，用同样的语言吟诵，遵循同样的步格，他们用同样的程式化的主题材料。他们之间的区别则是英雄或反面人物的民族自我意识以及歌的长度。”5

        洛德指出过穆斯林歌与基督教歌相比，很少受到经典出版物的影响，他对两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没有给予价值评价。塞族把武克·卡拉吉奇和涅戈什的史诗集子奉为圭臬，后来共产党政府又将这些史诗编进学校的教科书，作为民族的精神食粮。但穆斯林不是这样，他们没有把任何作品奉为经典。

巴尔干专家又是如何看待帕里对南斯拉夫口头传统的影响呢？

     “武克的工作与帕里、洛德的研究，二者的分歧最终归因于他们各自接受的任务不同，而不是材料本身（他们都属于西方，都在南斯拉夫）的不同。武克搜集的歌大多被视为文学，四平八稳的文本，当然也是经典的一部分。这些被奉为经典的东西，当然不可避免地与塞尔维亚的民族自我意识问题相互关联。而帕里和洛德搜集的歌被看作是粗糙的田野资料，是理论的基础，有些学者，尤其是那些没有原文知识的人，批评这些歌缺乏西方史诗那样的美学标准。”6 

        外国的理论，实在是从他们自己的学术史的问题出发的，比如口头诗学(oral poetics)的视角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套路。要知道，这个套路的霸权野心，它要在全世界找到它的科学证据，就像美国的麦当劳到处开分店。当然，用帕里和洛德的理论来研究中国评书或弹词，这已经是别处生发，它会产生新的创新，就像鲍曼(R.Bauman)的表演理论是别处生发的新探索。7      口头诗歌的学说，它能够解决我们的一些操作层面上的问题，比如，文本分析，它有上百个术语让你借用。对题材样式的鉴别，该理论已经从比较口头传统的角度谈问题，这已经大不一样了。我们缺少现代语言学等领先科学的训练，因此，以诗治诗，以史治史。靠故纸堆里的一把火是照不了多远的。大而言之，民俗学若只是历史学的研究法，老是向后看，它的命运就会像现在一样，非常尴尬！在现代民俗学史的背景中，19世纪浪漫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20世纪现代民族志学者，他们对待口头传统史诗有着不同观念。本民族学者与他民族学者对待口头传统史诗也有不同态度。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时代，民间口头传统往往被本民族的知识精英所利用，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民族民间文化被奉为经典，史诗被确信为民族精神的惟一象征，是民族意识的载体。这些现象是和民族国家的历史相关联的，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反映。这再一次证明，爱国的、民族的和民主的知识精英，他们可能凭借一时之需要，关心民众的文学，如中国的“五·四”歌谣学运动、解放区新秧歌运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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