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比较口头传统视野下的史诗研究

         口头传统体现了人类文化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文化的规范往往是通过它来传递的。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可以运用到那些不同文化背景中产生的口头文学的研究中去，这包括世界范围的史诗传统。晚近民俗学提倡以文本、文类（史诗、传说、故事、歌谣）、传统（语言、文化、社会历史）为基本出发点，开展比较口传统的研究，特别强调共同性之外的独特性的研究。像藏族、蒙古族、彝族这样一些民族，他们的口头传统各有其独特性的方面。对独特性的解释要充分考各个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特点，同时又能够在不同的传统之间找到可以提供比较的共同的点。以下文章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

（一）文本研究

        史诗可以被定义为最初由讲述者、游吟诗人或歌手在口头表演中表现的长篇英雄诗。在这样的口头“文本”中，我们可以识别与文本本身相关的要素与特征，还有与文化背景相关的特征。史诗文本在语言使用或特定语言表达手段上具有鲜明的特征。一个文本可能包含一些固定的程式，或者其它的程式，一组诗句或者某种特征鲜明的表达；重复、韵律、节奏；一种显而易见的“散文”叙事与“诗歌”的交替使用。《口头史诗的五个基本问题》涉及了蒙古、南斯拉夫口头史诗传统，古希腊、古英语史诗传统也在论述之列。这样大范围的比较研究是以五个层面来展开的：程式(formula)、主题(theme, typical scene)、歌(song)、语域(register)，这些叙事单元，它们在不同传统之中的具体形态是不同的，具体到每个传统，程式的界定是不同的。（朝戈金, J. M. Foley：《口头史诗的五个基本问题》（原载《东方文学：从浪漫主义到神秘主义》，王邦维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8月）《玛纳斯》史诗的结构和内容，具有程式化的特点。程式化结构是《玛纳斯》史诗最稳定的一个因素，而程式化语词则是史诗中能够被歌手自如调配和运用的主要因素。《玛纳斯》史诗的表演是一个综合性的展示过程，具有复杂的艺术表演形式。对于口传史诗《玛纳斯》来说，印刷文本只是传统的、活形态表演形式的一种不完整的替代品。（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的口头性特征》，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2期）史诗《格萨尔》的叙事结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它由五个部分组成：起兴、祈祷、介绍、正文及结尾。除正文外的其余四个部分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该史诗继承了藏族古老的叙事传统，如由远及近、由上至下以及由虚及实的叙述顺序；普遍采用多段回环体的形式，大量运用顶针、连词重叠、交叉重叠甚至全句重叠等修辞手法，使这部看似篇幅浩繁、结构繁复的史诗，在其内部结构上具有独特的叙事规律，即具有一定的规定性，而艺人在这一范围内又有较大的灵活性，掌握这些规律和具有固定表达方式的程式，使民间说唱艺人用大脑记忆这部长篇史诗成为可能，也是艺人记忆史诗的关键之所在。（杨恩洪《关于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叙事结构研究》，原载《口头传统》（第16卷，2001年第2期）：“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研究专辑”，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斯拉维卡出版公司出版）

       长篇创作的史诗常常有数千行之多，没有程式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它们由固定的结构因素所组成，诸如，程式随着即兴表演而变化。西方史诗中的这种技巧是由帕里（M. Parry）、洛德（A.B.Lord）和鲍勒（C.M.Bowra）发现的。9本文中关于蒙古、藏族、克尔克孜史诗的论述中可以看到类似的手段。就史诗而言，在口头表达中，人们会发现几种风格：最重要的是言语模式，其次有背诵模式和歌唱模式。在一般的口头文学中，通过韵律、音乐和歌唱，散体与诗体相遇、结合、交织。在一种口头表演的散体、诗体和戏剧体之间，具有一种过渡性的而不是一种根本性的区别。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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