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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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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8 17:37: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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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庄子的文化解读——前古典与后现代的视界融合》作为《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之五，已由湖北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作者将“庄子与神话”作为20世纪庄学研究的新视点，用文化人类学与比较神话学的方法对《庄子》进行现代阐释，取得了开创性的进展。
此外，潜明兹《中国古代神话与传说》〔4〕、文元琪《二元神论——古波斯宗教神话研究》〔5〕、闻树国《传说的继续——中国神祗的性与创造力》〔6〕等书，亦可供人们阅读、参考。
二、神话理论研究
1996、1997两年来，学者们在理论研究方面，比较注重于世界神话学的宏观体系中，寻找中国神话学自己的正确位置，建立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以自强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叶舒宪《神话学的兴起及其东渐》〔7〕评述了现代神话学在西方的兴起及其在日本和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考察了文化人类学视野的引入对于传统学术领域与研究方法的重要变革作用，揭示出中国现代神话学理论建构的一个重要来源。田兆元在《论中华民族神话系统的构成及其来源》〔8〕中，整体性地对中国神话系统进行了探索。作者提出中国古代神话是在华夏、东夷、苗蛮三大神话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华民族共同的核心神话是龙凤合一神话、五帝神话、创世神话和皇天后土神话，它是一个博大的体系，将全球华人凝聚起来的纽带存在于这一神话体系里。
我们研究神话不仅应将之看成一个整体，还应将它的发生看成一个动态的过程。两年来，针对中国神话的特殊性，不少学者较集中地讨论了它的发展、演变状况。赵沛霖在《论中国神话的历史命运》〔9〕中，认为东西方神话各有其特点和优长，不过中国神话经历了特殊的历史命运。他分析说，因为深刻的内在原因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中国神话在“最适宜的时期”内，错过了系统整理加工和充实的机会，未能形成神系清楚、体系完整的神话，并且绝大部分神话也未按原貌保存下来。原因在于我国神话在继续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神话历史化、神话实用化和神话文学化的重大变化。神话历史化、神话实用化都是把神话异化，使之变成自己的对立物：历史传说，从而扼杀了神话的生命，不能不说是文化上的不幸和遗憾。而神话的文学化，却给中国神话的长卷添上了华美的一章，它不但焕发了神话固有的青春光彩，而且赋予它以新的生命和活力。
关于神话的历史化，历来论述较多。王青《中国神话形成的主要途径——历史神话化》〔10〕则进一步论述，以《五帝本纪》为代表的记载是神话而非历史，不过这些神话性内容的形成途径并非是“神话的历史化”，而是“历史的神话化”，他认为这才是中国神话形成的最主要的途径。作者还提出“要说明中国神话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必须追溯神话产生时期中国的社会制度”。也就是强调分析神话发生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以及在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中揭示其发生、发展规律，来多维地把握神话的特征结构和功能。类似的思路也体现在其他的一些论文中，赵林《伦理意识与中国神话传说的演变》〔11〕认为，中国神话传说过早地出现了历史化的倾向，随着远古神祗转化为上古帝王，诸神失去了玄奥的神话象征意义，却获得了现实的道德教化功能。在中国神话中，表现出一种协调的现实精神。它的特点是侧重于对现世道德的教化功能，忽略对彼岸理想的信仰功能。温希良《神话与政体：记中国汉族神话不发达的社会形态原因》〔12〕认为，中国汉族神话不发达与中国权力结构密切相关。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世俗权力对神话的抑制，祖先崇拜对神话的规范两个方面。作者认为强有力的权力文化的介入，是中国汉族神话不能充分发展的根本性原因。其他如《中国神话轶失何方》〔13〕、《论神话在汉代传播的成因》〔14〕、 《帝王神话与社会整合》〔15〕等文均论述了神话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而何满子《中国神话的湮没及其后果》〔16〕是一篇对“广义神话论”持有异议的文章，他认为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的天真创造，它迥异于成人时期的有意虚构。神话的历史化，实际上是标明中国神话的湮没，这对后世文化特别是叙事文学带来极其巨大的影响。詹鄞鑫《从创世神话看天人相副观的形成》〔17〕则探讨了由原始神话到文明哲学的发展演变轨迹。
赵沛霖在《关于神话的功利价值取向》〔18〕、《物占神话：原始物占与神话的实用化》〔19〕两文中，较深入地论述了神话实用化倾向。作者认为与神话历史化相比，神话的实用化对神话的破坏作用有过之而无不及。而田兆元《论〈楚辞〉神话的新陈代谢》〔20〕认为，经过文学化的楚辞神话是中国神话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继承古代神话精神，又开创了新的神话主题。楚辞神话的新陈代谢过程加深了我们对神话发展规律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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