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等等。运用考古学的成果来考释印证神话的论文，有《楚帛书的四季神像及其创世神话》〔39〕、《吉县女娲岩画考》〔40〕、《〈天问〉宇宙神话的考古印证和文化阐释》〔41〕等等。而吕威写有《楚地帛书敦煌残卷与佛教伪经中的伏羲女娲故事》〔42〕认为“人类学的神话理论和田野材料为构拟中国古典神话的阙失部分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和旁证，但在重构神话史时包括考古学在内的、广义的历史学历时方法同样具有等值的重要性。”
在一些神话专题研究中，学者们对同类神话作出的不尽相同的文化阐释，也是引人注目的。如刘毓庆《华夏日月神话文化意蕴之考察》〔43〕认为，在先民的观念中，日月是与东西方两大文化系统的民族联为一体的。在两种文化的对撞与融合中，太阳文化携带着政治文化特有的严酷与冷峻，构成了华夏文化的主体。“射日”、“逐日”神话表现的是弑父情结与抗争意识。而“奔月”神话是民族“静态文明”性质与文化趋向的反映。“射日”、“奔月”是民族意识深处的文化选择。何根海《“射日”、“逐日”的文化阐释》〔44〕却从神话学、心理学、巫术信仰等视角对“射日”、“逐日”神话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本质进行阐释和破译。他认为日鸟合一是“射日”、“逐日”的精神前提，“逐日”、“射日”即崇鸟射鸟。联系现实事象来看，射日旨在驱旱祈雨，逐日却是企图消雨止水祷旱求晴。高福进《日神信仰演化历程探析——一种原始文化的世界性透视》〔45〕、《射日神话及其寓意再探》〔46〕两文，比较强调用世界性眼光透视神话。洪强的《联系式与本位式的冲突：“嫦娥奔月”故事的解读》〔47〕，以原型批评、文化批评等方法揭示出中国女性的命运历程及所处窘境。同样，关于女娲问题，李祥林《女娲神话的女权文化解读》〔48〕、李道和《女娲补天神话的本相及其宇宙论意义》〔49〕等文，亦有各自的阐释。这说明对于神话的阐释，应是在寻求一种文化认同的同时，再创造自己文化的过程，因此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四、神话母题、类型研究与比较研究
类型与母题是进行神话分析的重要依据，而长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1996、1997两年中，陈建宪《论神话学的基本概念与方法》〔50〕一文，提出了在神话学研究中，确立“母题”这一核心概念并把它作为观察和分析神话的基本单位，从而寻找解读和研究神话的逻辑起点。他在《垂死化身与人祭巫术——盘古神话再探》〔51〕一文中即运用“母题分析法”对盘古神话进行了研究。关于神话类型研究，较为突出的文章还有赵沛霖的《中国神话的分类与〈山海经〉的文献价值》〔52〕，他认为“只有从中国神话的具体实际和特殊性出发，才有可能对中国神话作出科学的分类”。他提出应把中国上古神话按内容分为七类，他认为掌握了这七个方面，就可以大致弄清中国上古神话的全部格局；有了这个全局，也就可以对《山海经》的地位和价值，得出较具体、较准确的判断了。
还有陈建宪的《中国洪水神话的类型与分布——对433篇异文的初步宏观分析》〔53〕，是对洪水神话这一大类的次一级分类，作者以433篇中国洪水神话的异文为基础，运用历史地理学派方法，对其形态进行初步分析，根据每篇异文中的母题归类、分析，认为中国洪水神话主要分为四个亚类。这对于洪水神话整个繁杂系统的探究的确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其意义将是深远的。胡万川《嫦娥奔月神话新探》〔54〕认为，“射日”、“奔月”原本是无关的神话，“偷不死药、登月而去”的神话，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上，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类型，这个类型的神话和人类对于生命与死亡的看法有关。
以上学者对神话类型问题进行了探索，不仅在神话研究中表现出精审、严谨的科学态度，而且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如鹿忆鹿《台湾原住民与大陆南方民族的洪水神话比较》〔55〕一文，就是在类型的基础上，分析、比较台湾原住民与大陆南方民族的洪水神话异同的。文中特别提到了陈建宪的洪水神话分类理论。比较神话学在这两年中的发展呈良好状况，其论文有《中外神话差异性概论》〔56〕、《人类童年时代的两块瑰宝：古希腊神话和中国远古神话之比较》〔57〕、《尊“德”与崇“力”：从汉画中的神话题材谈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58〕、《“神女”与“女神”：从上古神话看中、西女性意识的差异》〔59〕、《古代希腊与中国日月神话的文化暗示》〔60〕、《中西神话同异论》〔61〕、《中国、希腊神话历史之比较》〔62〕、《优美与崇高一中国和古希腊神话的美学形态辨异》〔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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