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证明，由于中国神话的零散、断片而萌发出将其复原成系统神话的构想是不符合神话本身发展演化的思维规律的。这种复原工程显然也不是神话学本身的科学任务。这种人为整理神话系统的念头，其实仍然来源于中国神话研究之初的神话材料不足、散碎、贫乏等等这一现实基础。正像《中国古代神话》作者袁珂在整理系统神话之前所发出的感叹那样，他说：“世界上的几个文明古国的中国、印度、希腊、埃及，古代都有着丰富的神话，希腊和印度的神话更相当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只有中国的神话，原先虽然不能说不丰富，可惜中间经过散失，只剩下一些零星的片段，东一处西一处的分散在古人著作里，毫无系统条理，不能和希腊各民族的神话媲美，是非常抱憾的。”¹¹中国古典神话零星、片段这个先天不足的缺憾长期以来激励着茅盾、袁珂等等几代具有高度民族自尊感的神话学家，力求用还原的手段由学者们去系统地再建中国神话，其结果当然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应当说几十年间这种建立中国神话系统的尝试，显然是不成功的，是无力也无助于把中国神话推向世界神话的高峰的。然而，直到1979年袁珂还念念不忘地说：“要将极零碎的神话片断缀辑起来，从中清理出个故事的条贯。”¹²这种为建立中国神话系统的顽强性格和执著努力，确实令人学习和感佩；但是，客观地看来这正是中国神话学的又一个值得深刻反思的方面。

中国神话之原初，在于无文字的史前民众（或人群）口传，脱离开民间口传神话之原，而去复文献典籍字里行间的神话断片文字之原，应当说是本末颠倒的行事。在几十年来从古典中寻找神话的学者们，极少向民间口传神话的领域涉足，因而重古文字材料轻口碑传承的学风已成为多有缺欠的积习，过分自信谁掌握的古典神话断片多，谁就有可能具备建立系统的中国神话的条件。他们力求以古文字的考据辨识散乱纷纭的神话资料之谜，从而达到归纳成完整形态的系统神话，为中国神话学的研究对象重新创立一个良好而厚实的基础。这种学术努力虽然对探索个别具体的神话已经发挥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如对《楚辞》神话的研究等等已成体系；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地域广大，历史文化悠久，古今民族多元化的国家来说，一个叫中国神话的系统怎么能由个别神话学者的努力并以其个人的考据加主观推断和想象就可能完成呢？

近十多年来全国性多民族神话采风和普查的实践证明，中国多民族的完美的原始神话确实贮存在广大民众的口头传承中。那些多神代的系统完整的开天辟地地动人神话，甚至以其最朴素而古老的形态依然活在民众的口耳之间，就连神话中许多细微的原始状态的神话元素都保存得十分完好，确是令神话学者们惊叹不已的。这种口碑神话的完美传承使不少热心于神话复原的学人有所清醒，有所反思。宏大而丰富多彩的多民族神话系统，使他们开始觉察到大半个世纪以来那种陈旧的抱残守缺的神话观念与方法已经和科学的神话学越来越相距遥远了。

在已经采录整理出来的众多的神话史诗中，少数民族，特别是西南少数民族神话占有绝对的分量；同时，从内容的丰富到艺术表现的完美程度看，它们也是较为突出的。这一事实证明：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至少有一点不同，中国神话具有鲜明的多民族性，它们既有各民族独自的神话系统，拥有本民族的创世大神、神代传承，甚至还有一个民族不同支系的不同创世神话谱系的传承；同时也有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传承着一些彼此影响的共生的创世神话系统。这种神话的分布与传承现象，呈现出鲜明的“多元一体”特征，这是和其它国家神话有明显区别的特点。我国神话学界从20世纪初以来，几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不承认这种多民族特征，一味地坚持汉族单一文化正统观，或公开或隐蔽地否认周边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多元一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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