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志》中的大雩之祭就有造土龙仪式，京兆尹黎斡的祈雨巫术中也有作土龙祈雨的内容。造土龙祈雨是古代祈雨巫术的传统方式之一，由此还衍化出一种画龙祈雨巫术，据唐人郑处诲《明皇杂录》记载：“唐开元中，关辅大旱，京师阙雨尤甚，亟命大臣遍祷于山泽间，而无感应。上于龙池新创一殿，因召少府监冯绍正，令于四壁各画一龙。绍正乃先于西壁画素龙，奇状蜿蜒，如欲振跃。绘事未半，若风雨随笔而生。上及从官于壁下观之，鳞甲皆湿，设色未终，有白气若帘庑间出，入于池中，波涌涛汹，雷电随起，侍御数百人皆见。白龙自波际乘云气而上，俄顷阴雨四布，风雨暴作，不终日而甘霖遍于畿内。”这是一个带有神话性质的故事，或许是巧合，但却反映了唐代画龙祈雨的习俗。由于龙池祈雨灵验，唐玄宗还在位于西京兴庆宫的龙池畔“诏置坛及祠堂”，命太常卿韦绍草祭仪。韦縚奏曰：“龙者四灵之畜，亦百物也，能为云雨，亦曰神也……其飨之日，合用仲春之月……飨之法，请用二月。有司筮日，池傍设坛，官致斋，设笾豆，如祭雨师之仪，以龙致雨也。其牲用少牢，乐用鼓钟，奏姑洗，歌南吕……今享龙亦请三变，舞用帗舞，樽用散酒，以一献。”诏从之。又命太常寺以右拾遗蔡孚及王公大臣所献《龙池篇》等一百三十篇，“考其词合音律者，为《龙池篇乐章》，共录十首……每仲春将祭，则奏之”。从此以后，祭龙祈雨成为国家祭祀中的重要祭典。甚至雩祀也在龙堂举行，如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四月，上以自春以来，时雨未降，正阳之月可雩祀，遂幸兴庆宫(龙)堂祈雨……相率蹈舞称庆。后大雨果下”[11](卷二十二《龙池坛》，pp.503-505)。唐玄宗还在东都凌波池畔置龙女祠，亲作《凌波曲》，“每岁祀之”[2](卷四二○引《逸史》，p.3421)。正是由于统治者的倡导，龙王逐渐成为后世所有水神中最具权威性的祈雨对象。
三、唐代民间信仰中的水神崇拜
与官方正式祀典中神圣威严的水神形象相比，唐代民间信仰中的水神崇拜带有民间社会所特有的种种特点。
在唐代民间信仰中，水神形象并不总是一副正襟危坐、不食人间烟火的尊容。他们也和人一样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七情六欲、喜怒哀乐，有时候还贪点酒，甚至受到人们呼来呵去的遣使。如《灵应传》中记载的泾州善女湫九娘子神的社会关系就非常复杂，据九娘子自称：“妾家族望，海内咸知。只如彭蠡、洞庭，皆外祖也；陵水、罗水，皆中表也。内外昆季，百有余人，散居吴越之间，各分地土，咸京八水，半是宗亲。”其父受封为普济王，“妾即王之第九女也，笄年配于象郡石龙之少子”。其夫因触犯天条，遭天谴，“覆宗绝嗣，削籍除名”。九娘子也因此受到牵连，被谪居泾州善女湫为水神[2](卷四九二，pp．4037-4044)。又如并州有妒女泉，“俗传妒女者，介之推妹，与兄兢，去泉百里，寒食不许举火，至今犹然。女锦衣红鲜，装束盛服，及有人取山丹、百合经过者，必雷风电雹以震之”。乡民为之立神祠，“祭者投钱及羊骨”[14](卷六,p.135)。妒女信仰在民间影响很大，以至于唐高宗出行要经过此地时，并州长史李冲玄还“以道出妒女祠，俗云盛服过者必致风雷之灾，乃发数万人别开御道”[10](卷八十九《狄仁杰传》，p.2887)。有的水灵还幻化为艳丽女子，与人婚配。如《异闻集》记载：则天垂拱年间(公元685～688年)，太学郑生尝路遇一艳女，“遂载与之归所居，号日汜人。能诵《楚辞·九歌》、《招魂》、《九辩》之书，亦常拟词赋为怨歌，其词艳丽，世莫有属者”。居岁余，谓生曰：“我湖中蛟室之妹也，谪而从君。”[2](卷二九八《太学郑生》引，pp.2372～2373)还有的水神化形为老叟，如《德磷传》记载：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湘潭尉郑德磷曾于洞庭湖上遇一老叟，“棹舟而鬻菱芡”，后来才知道此人是洞庭水神[2](卷一五二《郑德璘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