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和裴谞都曾做过地方官，诗中描写的情形都是他们亲眼所见，但从中可以看出二人对民间水神崇拜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的。

    在唐代民间信仰中，水神还有掌管人之生死的职能。在传统民间信仰中，以泰山神为代表的山神崇拜和受佛、道两教影响的阴曹地府崇拜都是基于治鬼主死的基本观念形成的，水神崇拜也包含有这方面的功利性需求，这大概与水能生育万物，同时又能吞没生命的特性有关。在唐人想像中，水中也有治鬼主死的水府。前引《德磷传》就提到：郑德磷与韦氏女相恋，不料韦氏所乘舟在洞庭湖上遇风浪飘没。德磷伤心欲绝，作《吊江姝诗》二首，投水吊祭，“至诚感应，遂感水神。持诣水府，府君览之”，送还韦氏。韦氏在水府，与其父母“居止俨然，第舍与人世无异……所溺之物，皆能至此，但无火化，所食唯菱芡耳”。这则故事反映出，民间观念中的水府在治鬼主死方面与地府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

    水神也具有预言祸福的职能。唐代广泛流传一则传闻：约在南北朝时，吴江神曾托平原县民邵敬伯捎信给济水神，曰：“裕兴超灭。”果然就在这年(公元410年)宋武帝刘裕灭掉了南燕慕容超政权[17](前集卷之十四《诺皋记上》，pp.131-132)。所以唐人相信水神的预言是很灵验的。

    水神还能影响人之贫富。据《潇湘录》记载：代宗大历年间(从元766～779年)，有乔龟年者，虽家境贫乏却非常孝顺，“夏月，因自就井，汲新水奉母，忽有一青衣人，自井跃出，立于井傍”，原来是井水水神。水神对龟年说：“君当于此井中，收取钱百万。”言讫而灭。龟年果然得钱一百万，将其母养老送终。后来龟年因贪心不足，“复又贫乏”，冻馁而死[2](《乔龟年》引，PP.2409-2410)。水神的这种职能类似于财神。

    正是因为水神信仰可以满足人们的各种诉求，所以这一时期民间水神崇拜相当普遍。唐诗中有许多描写民间水神崇拜的诗作。岑参《龙女祠》：“龙女何处来，来时乘风雨。祠堂青林下，宛宛如相语。蜀人竞祈恩，捧酒仍击鼓。”[16](卷一九八,p.2044)描写蜀中祭祀龙女祈福的行为。张籍《春江曲》：“欲辞舅姑先问人，私向江头祭水神。”[16](卷三八二，p.1285)《江南春》：“向晚青山下，谁家祭水神。”[16](卷三八四，p.4303)反映的都是江南民间祭拜水神的风俗。《蛮中》诗：“玉环穿耳谁家女，自抱琵琶迎海神。”[16](卷三八六,p.4361)描写南方祭拜海神的风俗。李贺《神弦》也描写了迎海神的情形：“女巫浇酒云满空，玉炉炭火香冬冬。海神山鬼来座中，纸钱塞率鸣旋风。”[16](卷三九三,p4434)在江南、岭南一带还有迎江神和赛江神的风俗，白居易《送客游岭南二十韵》：“牙樯迎海舶，铜鼓赛江神。”[15](卷十七，p353)许浑《送客南归有怀》：“瓦尊迎海客，铜鼓赛江神。”[16](卷五三○，p.6062)李梦符《渔父引》提到南方水乡渔民“赛波官”的习俗[16](卷八六一，p.9730)，所谓“波官”也作“婆官”，是江南民间对水神的俗称。元稹《和乐天重题别东楼》：“鼓催潮户凌晨击，笛赛婆官彻夜吹。”[18](卷二十二,p.250)《唐国史补》卷下记载：“舟人必祭婆官。”赛神，也即祭祀酬神。人们通过祭祀水神，希望能给自己带来好运，这就是唐代民间水神信仰盛行的社会基础。

总之，水神信仰是一种根植于传统农业社会中的自然崇拜，它与农耕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有着密切联系，对古代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代是中国古代农耕自然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水神崇拜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很盛行。官方的水神崇拜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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