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剃头与反剃头、占领与反占领之间，便有了明末清初那段“天崩地裂”的历史，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几乎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仅扬州一城，死者即达八十余万。大凡清军经过之地，可谓“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

    在一些学者和文人们的眼里，所谓的“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在他们的解读与描述下，这一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奇迹。其中，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学术文化的集大成趋势，是“康乾盛世”最显著的历史特征。

    真实的情况则是，康雍乾三朝在政治制度上确有一些小修小补，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包括设立军机处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都只是为了进一步强化本来已经高度集权的专制皇权，使清朝数亿臣民俯首帖耳听命于皇帝一人。虽然康熙时代企图通过皇帝亲作表率，宣传理学说教，以提高官员队伍的道德水准；雍正则“两手抓”，一手是“养廉银”的设计，另一只手是严刑酷法，期待以此保证朝廷政风的廉洁与勤政；但因为视之为祖传衣钵的民族歧视下的官僚制度迟迟不动，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的满蒙官僚长期窃居高位，而本可引入人才活水的科举制度，到了康乾时代，只剩下“八股文”这么一个空壳……这使得康熙、雍正的以上措施，在当时没有收到多少积极的效果，相反还失去了这个政治制度自我疗救的最后机会。

    在康熙时代，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钱财，远超过号称明朝最大贪官严嵩的数十倍；雍正时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压下，由贪污导致的考场舞弊事件依然层出不穷。乾隆中叶以后，官僚队伍的腐败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不但中下级官员纷纷贪污受贿，而且像大学士和珅这样位至“宰辅”，深得皇帝器重的重吏大僚，也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且赃银之巨大，赃物之奢华，可谓空前绝后。腐败必然导致灭亡，鸦片战争起中国屡战屡败，其原因看起来是西方有着坚船利炮，可实际上清朝这一积弊丛生的专制政治制度才是内囊。

    言论环境自由的程度，深远地影响着文明的活力和创造力，文字狱，毁灭和摧残的不仅仅是作者的生命，更是对人类精神活力和创造力的毁灭性打击。

    在清朝，清廷虽有组织修编《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辞书之举，但当时就有人看出来了，一个叫王播的书生说，清廷“名为修书，而古书亡矣！”根据近人的考证，在修编《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被焚毁的古籍总共不下十万种！对清朝统治者有所不满、或对明朝有所怀念的书籍统统禁毁，而且连与程朱理学相抵触的书籍也都不得超生。如李挚的书籍就因为“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尤为罪不容诛。”

    到了康雍乾三朝，祖孙三个一条路子——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文字狱造下来，一个比一个凶悍。不能在文字中出现“胡、虏”等字眼，必须要避皇帝的名讳，否则都是“大逆之罪”。最后，连“清风明月”四字用了，都会叫你人头如蒜头一样落地。凡涉及“悖逆”文字，不但作者惨遭杀戮，还要连累刻、印、售、购者连坐，“失察”官员降职甚至处斩。康熙年间发生的庄廷栊案，700多人被杀，18人被凌迟处死，庄廷栊等两人虽然在案发时已死，仍被开棺戮尸，雍正年间的吕留良文字狱，处斩128人，吕留良虽死去多时，仍被“挫骨扬灰”。乾隆在位六十年，制造了一百二十起文字狱，几乎一年两起，残杀数千人……

    由于极其严酷的言论环境，除了极少数隐居遁世的明朝遗老，如黄宗曦，顾炎武，吕留良等，一百多年的康乾盛世竟然找不出一个有个性尊严和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有的是一片片出自于文化太监笔下的阿谀之作，多的是一堆堆出自于精神侏儒书斋的无风险也无实际价值的考据勾沉。鲁迅说清统治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和自尊”。先生还称清朝是“一个无声的中国”。整个清朝，可称为不朽之作的仅《红楼梦》、《儒林外史》两部，前书有传说作者还是一个叫“空空道人”的隐居明朝遗老，曹雪芹不过批阅成书而已。

    而整个唐朝，有记载的只有一起文字狱。那是在唐高宗发动对高丽的一次战争前，有个叫元万倾的诗人，写了一首诗给高丽人打招呼：唐军将要来犯，赶快备守鸭绿江天险。结果唐军江边而退。元万顷此举，实为叛国叛军，罪不容恕。唐高宗却没有要他的脑袋来平息众怒，只是把他充军到岭南了事。不久，居然又把他招回来，封给他一个著作郎的官职。武则天在唐代君主中大概是口碑最差的一位，但对文人同样十分地洒脱大度，“唐初四杰”之一骆宾王，曾为反武则天势力写下义正词严的讨伐檄文，直斥武则天为“狐媚惑主”，武则天读后却只是“嘻笑”，不仅没有加害骆宾王，乃至清剿“骆宾王反革命集团”，反而埋怨大臣，为什么早没能将骆宾王此等优秀的人才罗织到朝廷中来？！

    与清朝皇帝比起来，唐代君主们有着何等雍容雅致的气度！不但容得下骆宾王，也容得下具有鲜明的“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的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还容得下为民请命、报忧不报喜的杜甫：“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在那个不但令日本人痴迷、也让许多知识分子神往的时代里，生长出了迄今为止中国诗穹上最伟大的双子星座——李白，杜甫。更涌现出一大批璀璨的群星：王勃，陈子昂，贺知章，骆宾王，王维，刘禹锡，白居易，孟浩然，李商隐，柳宗元，王昌龄，岑参……由此，创造出华夏文明举世瞩目的一大顶峰——云蒸霞蔚、流光夺目的唐诗。

    统治者是否自信、从容，对待思想的生产者与历史的记录者——知识分子是否开明、宽容，有着潜意识里的敬畏之心，可能是唐、清两朝“盛世”的根本不同。

    面对列强环伺的天下大势，清朝皇帝们以不变应万变，那就是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康熙曾说：“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于是在厉禁天主教传播以后，又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利之所在，瑕衅易滋”，于是更定章程，千方百计将洋船限制在广州。到了咸丰时代，朝廷宁可放弃海关税收，也不要西方各国公使入住北京。这也根本不同于海纳百川、万国来朝的大唐盛世。一旦西方人破门而入，清军的火器不管用了，龚自珍献给林则徐的所谓秘密武器，仍是明朝的战船和火炮。而慈禧还一度寄希望于义和团的巫术和一桶桶泼过去的猪血、狗血，能够打败洋人……

    闭关锁国的后果是，进一步加快了中国落后于世界的进程，中国成了自己成语“井底之蛙”的最生动的注脚。1793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来华看了三个月，他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将之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拥有的仅仅是庞大的外表”，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英国将从这一变化中获得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

    果不其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此后一百余年丧权辱国的苦难渊薮。

    如果硬要痴人说梦，一相情愿，说康雍乾三朝可以和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比肩并论，那麽这个“太平盛世”，只是病入膏肓、瘦骨嶙峋的皇权专制社会最后一次短暂的回光返照。在弦歌不缀、水袖翻飞之下——社会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矛盾，火山灰一样黑压压地堆积，最终导致了乾隆末期山崩河决般的大溃败。有学者认定，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这决不是什么“盛世”，而是“未世”，是严重的历史倒退。

    倘若仅仅是如《还珠格格》《乾隆下江南》一样的戏说，不过是给小资们做了消食醒酒的话梅，给底层大众做了卸下白日打拼疲乏的精神按摩，这也算是一种功德。但以上那些不计工本、出笼周详的鸿篇巨制，显然不是为着给人民消遣的。

    那为着什么呢？

    为着充分满足中国老百姓集体无意识里千百年来都难以磨灭的“明君”、“青天”、“圣人”情结？

    为着在早已以谋略之国著称的一个国度，在官场上，有更厚黑的谋略可资揣摩，有更多的潜规则可供操作？

    或者，因为一切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某些人如此热衷为“康乾盛世”摇旗呐喊，莫不是关于当代，他们有什么惊世之言要说？

    不管其内涵有什么，有多深，我敢肯定的是如何评判早已覆灭的皇权，这成了看待当代社会政治、文化演进的一只晴雨表。

5  警觉“扩张”，立足“缩小”

    在日本的历史上，有两次大的扩张。

    一次是丰臣秀吉时期，虽然已敲定姐姐的儿子出任管理中国的总督，并打算安排天皇去巡幸，但这次不仅没能打到北京，甚至连鸭绿江也没有过。

    第二次便是上世纪上半叶了，这回似乎时来运转，1942—1943年，是日本版图上最“繁荣昌盛”的年代——

    从二十世纪初到1931年期间，日本人攫取了朝鲜、中国东北，以及中国的台湾、琉球群岛、澎湖列岛，从苏联抢走了库页岛和千页群岛。作为“一战”中协约国的战胜国之一，日本还得到了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这些群岛在“一战”前被德国所占领。

    从1937年开始，日本又占领了中国华北和大陆沿海从上海到海南岛的主要海港。1941年7月，日本从摇摇欲坠的法国维希政权手中抢走了印度支那。此后，希特勒在欧洲闪电战的成功，像烈性酒一样刺激着日本人，他们先是摧毁美国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接下来一一征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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