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日本人就占领了英、法、荷等老牌殖民者统治的大片土地，而这曾经是后者花费了几个世纪才弄到手的。东南亚地区超过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整整半个西太平洋地区，沦陷在了日本人的铁蹄之下，有超过1.5亿的新增人口成为了裕仁天皇的子民。此外,超过50万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以及将近15万的军事俘虏落入了日本人手里。

    如此辽阔的战线上——在中国华北平原，日军的卡车行驶在不是泥泞不堪就是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在缅甸，日军士兵骑在大象身上渡过湍急的、布满石头的河流；在千页群岛，在皑皑白雪的海岸线上行进，得靠雪橇运输物资……除了枪林弹雨，日军还遭遇到各具地域特色的危险：巴丹半岛的竹枪陷阱，婆罗洲的猎人头族，还有在大部分地区都存在的带有疟疾的蚊子，吸血的水蛭，以及像牛头犬一样常常咬人的红蚂蚁。

    为了缓和本土的人力紧张，仅在中国被日军强征的劳工总数超过1000万人，其中在所谓的“满洲国”里被虐待致死的就有200多万人。为了解决国内粮食、棉花原料短缺，日军强迫菲律宾农民在田地里种植水稻、棉花，这些土地以前都是上等的甘蔗田。在缅甸，日本人用伪造的印度卢比支付征收物资所需要的款项。在泰国、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则干脆用枪杆子写下一堆一文不值的白条……

    半个西太平洋地区都尽在彀中，做惯了岛国人的日本人第一次有了帝国的感觉。

    可仅仅一年多后，这个庞大的浮游在海面上的帝国，便像花季短暂的樱花一样凋落了，给日本人的心灵刻下至今也难以愈合的创痛……

    两次扩张，一次是在冷兵器时代，一次是在热兵器时代。

    丰臣秀吉最终败于文禄•庆长之役，而“二战”中的日本，终因发生在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惨景而告投降。

    失败的原因却是一样的，除了非人道非天道之外，两者都有根本判断的失误，对辽阔空间的浑然无知。

    与此相反，日本人若不扩张自己，折射出的不是其文化的狂暴、阴鸷的一面，而是回到“缩小”的审美情结上来，他们在弹丸之地多知根知底，游刃有余，就有了源远流长且总在推陈出新的盆景艺术、庭园艺术、插花艺术，还有俳句，茶道，玩赏人偶……它们常常表现了日本文化优雅、纯净的另一面。

    在发展经济上，“缩小”更是日本许多产品得以克敌制胜、征服世界的杀手锏。

    在德国生产出世界上第一台磁带录音机之后，紧接着，1950年1月，索尼公司也推出了亚洲第一台磁带录音机，但因为价格昂贵，当时约合16万日元，体形笨重，约有45公斤，抱在手里，相当于抱着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除了向一些公司、学校推销，个人客户基本没有着落。当时索尼的会长是盛田昭夫，他下令必须压低成本，并且实现产品的小型化。技术骨干集中到一起，一次次攻关，不久便研制出体积像手提箱一样大小、价格却降低了二分之一的新型微型录音机。以后，又陆续研制出世界上最小的随身听和最轻的耳机，随身听还带有立体声装置。

    世界上最早生产家用电视、收录机的企业不在日本，而是德国的飞利浦公司。但是，使其变得小型化的，也是索尼公司，和日本的另一家V—公司。日后，索尼公司还开发出了录像机、影碟机等，后者更是能把一部2 小时的电影压缩进一片巴掌大的光盘。像索尼公司这样在“缩小”上下工夫争市场的企业，在日本可谓多如牛毛。另一个例子是，1963年，夏普公司就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部袖珍计算器。美国人的追求是发明计算机，只要这家伙运算速度快，不去计较它有多大的体积；而日本人的追求却是如何把计算机缩小后作为私人物品搬入家中，且能随身携带，就像他们决心要把山水田园精心搬到自家庭院里、案头茶几上一样……

    事实证明了盛田昭夫的卓识远见，大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几乎所有电子产品的竞争，都在向家庭化、实用化、小型化发展。唯有在力求大容量、也不必随身携带的冰箱的生产领域中，日本没有拔到头筹外，美国和欧洲在家电产品市场上统统败于日本的这一“缩小”化。

    韩国著名学者李御宁曾说——

    回顾一下日本史就会发现，“缩小”意识发达时期，社会一般都较为繁荣，可成功之后不久，往往又像秀吉一样开始向往扩张，转为“扩大”意识。如此一来，就突然变成非日本人，日本讲究细致的传统就遭到破坏，就开始丧失判断力，美的感性意识也变成一种带有残忍性的行为。（《日本人的缩小意识》）

    李御宁先生的这段话，让我思之良久。

    如果抛开意识形态层面，仅就一种文化积淀，或者称作一个思维特征而言，“缩小”和与之相对应的“扩张”，至少在新中国以来，似乎同样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兴衰。

    中国人是很喜欢往大里说、也总望大处瞧的——

    大中华。大生产。大镇压。大清算。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赶英超美。“赶上英国用不了十五年”。大比武。大革命。大串联。大批判。大斗私心一闪念。大分化。大改组。大震荡。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站在虎头山，放眼全世界”。“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还没有解放”。“红太阳光芒照遍全球”……

    这些年则有大思路，大举措，大发展，大工程，跨世纪工程，造福千秋万代工程。学校不是中国的哈佛，就是中国的剑桥。新区不是某地的浦东，就是某地的外滩。塔高或楼高不是国内第一，就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一。城市定位不是“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就是“区域性中心城市”，至2004年底，全国已有183个城市相继提出要以前者为目标。一个不久前的例子是，在山西临汾，投资五千万人民币，前后修了三年，建了一座名为“中国华门”的建筑，高130多米，高出巴黎凯旋门0.14米，号称“世界第一门”。据说，建此门将会大大促进当地的旅游事业。

    “扩张”时往往充满着热情与豪情。“扩张”成了吹破的气球了，却绝少有团体或个人为此承担实在的责任。

    不“扩张”是立场、态度问题，“扩张”错了是经验、方式问题。

    屡屡“扩张”者，容易升官晋级，屡屡抵制“扩张”者，可能被怀疑、批判乃至最终自己被“扩张”到“敌人”中去，彭德怀就是一例。

    “扩张”对许多人官员说，是政治生活中的潜规则，是避险求安的不二法门。

    每一次举国政治、经济上的“扩张”，在过去就是棍子满地来，帽子满天飞，黄钟毁弃，瓦釜高鸣，真话近绝，假话风行，民族大伤一回元气，百姓必遭一回折腾；近些年里，那便是“政绩工程”、“豆腐渣工程”、“烂尾楼工程”。今年1月31日，“全国建设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会议第二次会议上，建设部部长汪光焘特别斥责一些地方脱离实际，超越经济承受能力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会上透露，全国拖欠的780亿元工程款中，各地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所拖欠的工程款就高达700亿元。

    “扩张”起来总是雷霆万钧，天网恢恢，而“缩小”起来，却如病去抽丝，千辛万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的大转折意义，就在于它是为一个“扩张”得中国人几乎喘不过气的年代“缩小”。但总归是“扩张”者有如过眼云烟，“缩小”者必然青史留名，彭德怀如是，胡耀邦如是。

    本届政府的一个比较鲜明的特色，即在于以人为本，贴近底层，务实求真。并且，以此去“缩小”包括某些官员某些富人在内的既得利益阶层所“扩张”起来的一个充盈虚骄之气的中国。

    这十几年来，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千万、亿万富翁群，这些富翁崛起的速度，超过了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

    但与财富一起增长，甚至比其增长得更快的，有可能是不公、不仁、不信、不义；而且，近几年来，仅就媒体所披露的大量如刘涌、周正谊、“中原黑老大”宋留根一类案件来看，与众多富翁一起崛起，甚至比其崛起得更为迅猛的，则已经是污秽、垃圾、黑社会与流氓。

    在一个充盈虚骄之气的中国里，一些官员们追逐的只是不管山河如何破碎、天空如何污染的GDP的快速增长，以及推倒传统、放逐自然，用金属、水泥和玻璃幕墙堆砌起来的现代化。此外，还有他们总像辞退不了红包一样辞谢不了的好日子——衣香鬓影，香车宝马，飞澳门豪赌，去加州冲浪……

    其实，千年之前，我们的祖先在《礼运》篇里曾经憧憬的大同世界的社会景象：“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一千余后的当今，仍是亿万中国人需要付出极大努力的目标。仅以“幼有所长”而言，至今仍有大量农民、工人的儿女丧失接受教育的权力，失学儿童被推给了民间的“希望工程”，而写在法律上已近二十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事实上成了一张神圣的空头支票。世界各国教育投入的平均水平早已超过５%，中国的教育经费总额却从未达到过３%，在2004年世界上120个国家的排序中仍位於第96名。

    虽任重道远，但令人有望的是，2003年以来，一个“扩张”的中国正渐渐跌入神话，而此后一个“缩小”的中国渐让老百姓可感可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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