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兼容，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优良传统
龙文化是中华文化形象化的表征，它不仅是华夏文明初创时期的特色，也贯穿中华文化发展的过程，以兼容并蓄的胸怀吸收各地区和外来文化，建立多元复合的文化体系，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人们往往有这样的错觉，以为凡是传统的都是土生土长的，其实中国传统文化融有丰富的外来文化因素。衣食住行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交通不便，旅程艰险，都挡不住人们对商品交换的渴望，步行马载，跋山涉水，传播文明的种子，改善物质生活的事例，屡屡不胜枚举，最古的史藉《尚书》记述:“ 四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现在人们常吃的蔬菜有来自南美的西红柿、玉米、土豆，印度的茄子，伊朗的菠菜，巴西的花生，欧洲的苹果，还有西域的葡萄、西瓜等等都是古代的“舶来品”，在《诗经》中记载的二千多年前的数十种蔬菜瓜果，大都在历史发展中淘汰。中国是最早发明丝织品的故乡，远销古罗马的丝绸，价钱比金子还要贵重，但是中国人穿用最多的棉布原料棉花，则是传自异邦，到元明才普及。先秦的人们还席地而坐，后来坐上椅子，睡在床上，屋上盖的琉璃瓦，园林中各式各样的塔，餐桌上的烙饼，以及纳凉用的折扇等等日用器物，都是受惠外来文化，为中国人所享用。
如果说吃穿用是通过商品交换，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欲望，那么在精神生活中非商品性的创造，如宗教、艺术和学术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物质生活上的享用，不可抑制地要求满足精神上的需要，物质的、精神的几乎联翩东渐。胡琴、琵琶并非国产，戏曲器乐百分之六、七十以上是从西域移植的，先秦的华夏古乐大都已失传。如果没有印度佛教艺术的引进，就不可能有敦煌壁画、大同云冈石窟、乐山大佛的辉煌成就。玉兔月宫的神话故事在我国家喻户晓，那个白毛、红睛、长耳朵的可爱形象，乃是先民从罗马野兔驯养中培育的家生品种，而白兔与月亮相联系的构图是来自印度庙宇的壁画。时下著书立说常用的章节体，自汉魏以后形成。先秦的诸子典籍，体大精深自不待言，但著述体裁除了文学作品和训诂以外，基本上是语录体或叙述体，行文笼统，脉络不清，佛教的输入带来经论中条分缕析的传统，促使著述体变革，形成章节体，沿用至今。佛教的哲理和思辩对民族智慧有莫大的影响，最雄辩的事实是，作为封建社会后期正统思想的理学，是融汇儒、佛、道三家学说而形成的儒学新流派，西来的印度学说对构造理学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古人有句名言:“东海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虽然它的本意是强调“理”的普遍意义，但也体现了兼容并蓄的精神，只要具有“理”的真谛，不管是来自西方或东方，都可尊为圣人，奉为楷模。中国人对生化万物的天，覆育万物的地，孕养生命的祖，立德、立功、立言的圣贤，四者同祭。在民间信仰中，儒家的孔子、佛家的释迦牟尼，道家的老子并祀于一堂，佛寺、道观、孔庙遍设各地，相安相容。信儒的信道又信佛屡见不鲜。对于少数民族，并不在意肤色和种族的差别，只注重礼义的教化和认同，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一家”，“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等等，表明中国文化的兼容精神可上可下，无粗无细，兼采并容，富有汇众流而入大海的恢弘气魄。
中国封建社会是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皇权高于一切，政权对文化有直接干预的作用，正确的政策能扬长抑短，错误的政策也能扬短抑长，政策上的开放与闭锁，对中国文化的盛衰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唐代是一个开放性的朝代，《新唐书. 五行志》记载天宝年间: “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 时人称为“时世妆”，元稹的《法曲》咏:“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旧唐书. 音乐一》述:“ 梁、陈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 胡乐、胡舞、胡服风靡一时， 大唐雅乐更是荟萃中外古今之作。印度的佛教在唐代拥有很大的势力，韩愈的辟佛，不仅不能摧抑佛教，反而促成中国式的教派，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的兴起，佛教经典在中国保存之多，连印度本土也望尘莫及。西方的景教在唐代拥有数万教民，连战功赫赫的大将郭子仪也成为教徒，伊斯兰教在唐代开始在中国立足。佛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火袄教等等相继在泉州建立寺院，土的洋的教派林立，互不干扰，被后世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海陆丝绸之路联结东西方文化，敦煌文化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伟大成果。中外贸易尤为发达，在广州的外商云集十万之众。在长安留学的外国学生有三万多人，《新唐书》记载，在长安增辟的学生宿舍有一一千二百多间，“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唐代出土的黑人陶俑，从体型、肤色、发式、五官的特征来看与非洲的黑人维妙维肖，中国艺人非有长期的观察，不能创作出如此逼真的形象。长安是驰名世界的国际大都会，胡风盛极一时，这使近代学者惊叹: 唐代印度化了! 其结果不仅没有使汉文化化为印度文化，反而促进汉文化发展到新阶段，造就了辉煌的唐代文明。一部《全唐诗》有二千三百余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一姓王朝能拥有这样多的诗人名垂史册，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篇，冠绝千古，脍炙人口。科举制在唐代的确立，开创了朝廷选官向社会开放的传统，庶民、布衣可以通过考试，平步青云，促使天下英才俊杰纷纷归附中央，刷新官僚体制。这不仅比唯门第出身而任官的九品中正制进步，也远比欧洲贵族的世袭制具有世界领先的优越性，国计民生的许多部门如印刷、医药、冶金、建筑等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光华四射。唐文化不仅是我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中古世界东西方各国所不能企及的文化高峰。
汉文化在民族强大时是如此，在衰落时也并不枯萎。蒙族征服中原而创立的元朝，汉人是三等居民，南人更是生活在最低层，蒙人、色目人高踞在汉人南人之上，肆行种种压迫，其结果不是被征服者同化，而是被征服者却把征服者同化了。汉文化由于吸收了异族和西域文化又有新的发展，从元代兴起的歌诗元曲，与汉赋、唐诗、宋词同享盛名，饮誉后世。元代的戏剧远播欧洲，被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所推崇，关汉卿位列世界文化名人，令后人高山仰止。元代的科学技术是中国科技史上的最高成就，郭守敬的天文测算和天文仪器的制造，王祯对农业技术的总结，黄道婆对纺织技术的革新等等都在科技史上名垂千古，驰名世界的四大发明，是从元代传向欧洲，指南针推动了航海事业的发展，造纸印刷术有助于人文思想的普及。人称中国的科学技术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兴起和传播，这不是过誉之言。
中国文化对异国文化具有强大的涵摄力是举世无匹的，兼容精神正是文化吸纳能力的充分表现。在世界上堪称内聚力最强的犹太文化，在犹太人失去祖国，客居他乡，被异邦文化包围的情况下，以不可思议的顽强性，抵制外邦文化的同化，保持犹太文化的特质，使没有祖国庇护的犹太文化绵延不绝，不可不谓世界文化史上罕有的现象。但是这个不被任何国家同化的犹太文化，一旦进入中国，却被中国文化所消融。在唐宋时期就有大批犹太人经波斯、印度进入中国，聚居在开封的犹太移民有七大家族，其姓氏皆由皇帝赐予，声名显赫。他们有专设的教堂和希伯莱学校，严格按照犹太教规生活作息。然而留存在开封的犹太寺院，高悬的对联却是 :“ 识得天地君亲师，不远道德正途；修在仁义礼智信，便是圣贤源头。 ”完全接受了儒家信条，犹太后裔至今已鲜为人知。主张走出家庭信奉上帝的基督教，进入东罗马帝国，促成了东罗马家族制的崩溃，但是进入中国不仅没有动摇中国的家族制度，基督徒却服从了中国的家族制，接受了祭祖的仪典。佛教的僧伽制度本是背离家族的，僧侣都是走出家庭，摆脱亲情而遁入空门的信徒，进入中国后，增添了超度亡亲的盂兰会并成为佛教最大的盛典。与家族本无关系的佛教奥义，成为维系家族的重要力量，反映了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汉化，完全接受了儒家传统。
这种涵摄不只是简单的同化，又往往是经过中华文化的吐纳和改造，创生新的形态，使中华文化更为多姿多彩。从西域传来狮子造型的原本形象，是有翼膀的，凶悍的百兽之王，佛教以它作为佛法的象征，使人产生震慑而畏惧的宗教心理，可在中国工匠手里却改变了性格，如今在雕塑和舞蹈中常见的模样是勇猛而又柔顺，威严而又和善，雄狮舞绣球，雌狮戏幼狮，富有人情味和生活情趣，与原初形态大异其趣。又如佛教中管领一方的天神称为“尊天”，诸天神各有来历，大多出于南亚次大陆的神话传说，后来为佛教吸收，成为佛法的护持者，进入中国后不断汉化，到近代已与当初面目全非。大梵天在印度的形象是，有四个头，面向四方，有四只手分别握着经典、莲花、匙子、念珠或孟钵，汉化后成为手持莲花，稳健练达的中年帝王相。帝释天原是褐色的、善于变化的天神，汉化后成为英俊少年，有的还塑造成如花似玉的美后。最著名的莫如观音大士，在本土印度是挺胸凸肚的男身，进入中国后变成笑容可掬的女菩萨。送子观音的出现，表现西来的佛教信仰不仅在偶像崇拜方面发生变异，更重要的是赋予送子作为佛的天职，以儒家崇尚的多子多孙作为佛对世人的祝福和恩赐，充分表现了佛的伦理化。所以从中国文化史上考察，任何文化进入中国则中国化，中华文化正是缘此不断纳新，生生不息。龙文化的兼容和综合精神，贯穿中国文化的发展，蔚为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使后世受惠无穷。
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剧是，当世界上出现更高的文明资本主义文化时，封建统治阶级的政策却由开放转向封闭，以天朝上国自居，盲目排外，不求更进，能容纳改革的余地愈来愈窄。封建文化伴随封建生产方式的没落出现颓势，固步自封的心态和封闭政策如影相随，相互促退，形成恶性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从世界先进国家沦为落后的行列，是从明清之际开始的，明清的封闭政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郑和下西洋为例，明初的出航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船队，是世界航海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不论此行的动机是出于寻找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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