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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传统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

时间:2009-8-8 16:36:33  来源:不详
可能是外在坎坷命运长期磨炼的结果,所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都是为了培养生长出那一股“塞于天地之间”的“至丈至刚”的“浩然之气”。(87)如此抬高主体内在自由选择之价值意义的结果,使孟子较孔子具有更高的道德自信:在孔子,“尧、舜其犹病诸”(88),“若圣与仁,则吾岂敢”(89);而在孟子则“圣人之于民,亦同类也”(90),“圣人与我同类者”(91)。这一方面显示出孟子精神上的主体自信,另方面则表明其遭遇到现实领域严重挫败之失望时亟需精神上的激励作为平衡。孟子就这样将他的社会理想追求最终归结到了这种虽然没有实践效应,却具有深厚道德感染效果的主体人格形象之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咸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92)而这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塑造和传承无疑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儒家力行仁德之政的治道至今仍有其现实价值。兹仅略述一点:儒家依据其力行仁德之政的思想,主张“均贫富”,此一主张虽有导致绝对平均主义的弊端,但毕竟内在地有着反对贫富两极分化的合理价值。而当今中国,贫富两极分化正是一个客观存在着的严重社会问题。贫富差距扩大问题是社会矛盾一的个重要方面,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党和政府如何正确评估和处理这个问题?至关重要。而贫富差距扩大的现实,不仅与广大工人群众的生存现状息息相关,而且成为了当代工人生存处境的重要社会背景。经济学家黄如桐同志根据近年来各方面发表的研究成果和一些报道分析,对此问题撰成了一篇综述性文章,现特将之节录于下:1、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扩大。基尼系数是测算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定量指标。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绝对平均;0.2—0.3为相对平均,或属于平均状态;0.3.—0.4为比较合理,属于正常状态;0.4为警戒线,超过0.4就算警戒状态;0.4—0.5为差距偏大,0.5—0.6为差距悬殊,达到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状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1985年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341,1990年为0.348,1995年为0.389,1999年为0.397,2000年为0.417。另据有的学者估计,我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自1994年以来就已经超过0.4这个警戒线,为0.434;此后,逐年攀升,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每年递增一个百分点。这种状况,致使专家惊呼:“我国的基尼系数已严重超过国际警戒线,收入差距比美国(0.434)还要大!”如果按照这种递增速度测算,2001年我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9,2002年已达到0.46。2、按五等分法测算的贫富差距扩大。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1990年我国收入最高的20%居民在全部居民收入或消费中所占的份额是收入最低的20%居民所占份额的6.53倍,明显大于发展中资本主义人口大国印度和印尼同年的同一差距(4.19倍和4.86倍)。该年,我国收入最高的20%居民占全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份额为48.1%,几乎与发达资本主义大国美国1985年的情况(41.9%)相等。又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1994年抽样调查,城乡合计,我国最富有的20%家庭占有全国全部家庭收入的50.14%,最贫穷的家庭则仅占有4.27%;前者为后者的11.74倍,大大高于上述世界银行统计的我国贫富差距1990年6.53倍的数据。社会学者许欣欣的调查表明,城镇居民中,从1990—1997年,20%最高收入户与20%最低收入户每年收入的差距由4.2倍扩大到17.5倍;若将10%最高收入户与10%最低收入户比较,差距显然会更大。20%最低收入户的收入占城镇居民总收入的比重由9%下至到了3%,而20%最高收入户的收入占城镇居民总收入的比重则从38.1.%上升到53.7%、10%最高收入户的收入占城镇居民总收入的比重达到了37%。许欣欣对此评道:“这种收入差距从国际比较来看也是很大的,更何况我们这样一个以‘公平’过渡作为改革起点的社会主义国家!”进入21世纪,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总所进行的城市居财产调查,占总数10%的最低收入的贫困家庭财产总额只占全部城市居民财产的45%,另外80%的家庭占有全部居民财产总额的53.6%。又据国家统计局、劳动保障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这三个部门对1.5万户拥有金融资产的家庭所进行的调查,有1.3%的家庭拥有54万元以上的金融资产,占全部家庭拥有金融资产的31.43%;7.3%的家庭拥有5—20万的金融资产,占全部家庭拥有金融资产的29.04%;再向下一个层次,即47.54%的家庭拥有5000—5万的金融资产,占全部家庭拥有金融资产的36.53%;最后一个层次,即拥有5000元以下金融资产的家庭占家庭总数的43.73%,却只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2. 99%。这就是说,最富裕的家庭拥有金融资产的60.47%,而91.2%的家庭拥有金融资产的39.12%;其中,最富有家庭占全部家庭总数的比重过大,达43.7%,并且,最富裕家庭户幸免占有金融资产是最贫穷家庭的359倍。可见,财富已向少数家庭集中。3、富人与穷人的状况。1999年,学者弋云枢撰文称:十多年来,从总体水平和平均数看,我国城乡居民确实逐步摆脱贫困,步入温饱,奔向小康。但是,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由于按资分配的领域和力度不断扩展、加大,而按劳分配的范围却相应缩小,并且渐受按资分配的渗透和影响,在逐年递增的居民平均数下,掩盖着日趋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目前,我国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有500多万户,个人家庭财产在百万元以上的约有100万户;而年收入在300元以下的有几千万人,个人家庭财产不足千元的也有上千万户。少数人富有与大多数人不富乃至贫困,已经形成非常强烈的反差。一方面,截至1996年底,我国农村还有5800万人没有脱贫,初步脱贫的也不断有因病、因灾、因市场行情变化而返贫的,平均返贫率在10—20%,而且,贫困线(按人均年纯收入)每提高100元,就会使贫困人口按几何级数翻倍。在城镇,随着近几年亏损停产或半停产企业以及下岗、失业工人的不断增多,也浮现出大约2000多万新增贫困人口;另据估计,1989年贫困人口为3480万人,1995年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费标准的城镇困难职工比重已达8%,这比1992年增加了三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减少面则已达41%,比1990年增加了11.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百万、千万、亿万富翁也在普遍增多。1988年的相关报道披露,中国大陆有百万富翁5000多人;1995年的信息则称,据统计,目前我国的百万富翁已超过400万人。在大中城市中,16%的私营企业主年收入在60万元以上。1996年国内有关报刊载文报道,据近年来的估算,大陆亿元以上的富翁至少有500个以上;又有消息称,1996年我国亿万富翁已超过1000人。2000年,学者吴波撰文说:有人测算,中国目前百万富翁有300万人、亿万富翁已超过1000人。暴富阶层中,除一部分私营企业主和其他通过不同途径暴富的社会群体餐,还包括党和政府的一部分官员以及国有集体企业的一部分经营管理者,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搞权钱交易和化公为私,在极短的时间里骤然集大量财富。以权钱交易和化公为私为主要特征的暴富者,已经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暴富阶层中十分显著的组成部分。与之相应的,则是贫困阶层同暴富阶层所形成的鲜明反差:截至1998年底,我国农村还有4200万人没有脱离绝对贫困状态;据国家统计局城镇调查队的调查显示,全国城镇贫困居民占全部城镇非农业居民人口的比例为8.6%,约为2428万人;全国城镇贫困人口和贫困家庭已分别达到1242万人和3329万户。到1996年底,全国城镇低收入人口约为3200万人。由此不难看出,改革开放20余年来,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化最为本质的特征乃是在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中国社会已明显分化出资产者和无产者两大群体。黄如桐同志综合有关学者文章及资料而得出的结论,绝非危言耸听,当今中国,城镇居民总体生活水平虽确已从温饱向小康水平迈进了,从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来看,城镇居民家庭从1978年的57. 5%降为37.7%,但与此同时,城镇职工和居民家庭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贫富差距急剧拉开。又,2004年第5期《中国国情国力》发表了孙学文的长篇文章《从城市人贫富差距有多大》,以大量数据从三个方面较为详尽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一)关于职工平均货币工资的差别。(1)从国有单位行业平均货币工资来看,最高与最低行业货币工资差距越拉越大,2002年与1978年相比较,高、低相对差已扩大到了3.7倍,绝对差已达到13322元,比1978年扩大47.9倍。(2)从全体职工行业平均货币工资来看,最高与最低行业货币工资差距先有所缩小,然后逐年扩大。2002年与1978、1985年相比较,高低待业相对差由1978年的1.7倍扩大到1985年的2.46倍,绝对差由1978年的458元增到1985年的629元和2002年的12737元,绝对差比1978年扩大了27.8倍,比1985年扩大了20.2倍。(3)从地区职工平均货币工资来看,最高与最低地区货币工资差距基本上是逐年扩大。2002年与1978年相比较,高低相对差扩大了2.06倍,绝对差2002年高达14697元,比1978年扩大了37.3倍。(4)从国有、集体和其他企业(包括外企、责任与股份公司等混合经济,但不包括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职工平均工资来看,开始时,国有职工平均货币工资高于集体企业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但从1984年起,其他企业职工的平均货币工资就一直高于公有制企业职工的平均货币工资。2002年与1978年相比较,外企和其他私有制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比集体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相对差高出2.67倍,绝对差高出40.2倍。(二)关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差别。2002年与1985年相比较,最高收入户人均全年收入与最低收入户和困难户相对差扩大了3.74倍和4.07倍,高低相对差由1985年901元扩大到2002年的17680元,扩大了19.6倍;高低绝对差由946元扩大到18144元,扩大了19. 18倍。中国城镇有多少贫困人口?按照联合国划定的每人每天消费1美元的最低贫困线标准,全国城镇人口平均每天有2.7美元收入,高收入户人均每天有6.69美元收入,而最低收入户和困难户人均每天只有0.84美元和0.68美元的收入,其收入连联合国划定的每人每天消费1美元的贫困线都达不到。截止到2002年,中国城镇最低收入户和困难户全部陷入贫困状况。按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队按收入大小划分,其中最低收入户占城镇总人口的10%、困难户占城镇总人口的5%;2002年,城镇总人口为50212万人。据此,最低收入户约有5021.2万人,困难户约有2510.6万人。就是说,到2002年底,全国城镇涌现出5000多万贫困人口,其中至少有2510万贫困人口亟须救助才能解决生存问题。哪些人或其家庭成员包括在这贫困人口范围呢?一是下岗职工,二是失业人员,三是无业人员,四是停产、半停产或经营困难企业的职工,五是因病或致残不能工作的人,六是无亲龙抚养或赡养而又无储蓄的人,七是多子女家庭,八是重灾重病户家庭。这些困难人员及其家庭,消费水平低,生活质量差。贫富严重两极分化以及由此而引发出的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矛盾等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能否尽快得到切实有效地解决,不仅严重关涉到是否能建设成和谐社会,而且还必将使人们产生出这现实社会是不是还存在着公平公正性、中国究竟还能不能坚持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质疑,并由此进而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形成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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