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现代工业化、商品化、市场化社会中，无止境地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导致人们过分迷恋于对物的占有和崇拜，这会使人们变得贪心不足，越来越自私。而这种物欲化的倾向又会使不少人的道德异化，人格退化。有的人为了实现自己过分的、不切实际的物质欲望，什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乃至一切礼义廉耻全都置诸九霄云外。于是，道德沦丧、人文精神危机遂成为严重的现实问题，消解理想、蔑视道德、远离崇高、排斥正义、摈弃精神境界、逃避社会责任等庸俗化和粗俗化的倾向竟成为时尚，纵欲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功利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大行其道。在这种身心失调而导致人格分裂的危机中，若能取法儒家以品德修养为主的修身之道，对于达致和谐的人生，并进而促成和谐社会的形成必将获得有益的成效。 

    关于“修身”，儒家主张以“敬”为纲领。孔子提出“修己以敬”，宋儒进而发展为精微的“主敬”说。所谓“敬”，对人对外而言是尊敬、尊重；对己对内而言则是态度端肃，接物不苟且、处事不敷衍而郑重其事，认真学习、认真办事、认真做人，这是品德修养必须具备的最基本态度。儒家非常重视“敬”的品德，《易·坤文言》云：“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礼记·曲礼上》曰：“毋不敬，俨若思。”孔子主张“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2），“居处端，执事敬”^（3），“言思忠，事思敬”^（4），极力反对“为礼不敬”^（5）。孔子还认为，即使是“安人”乃至“安百姓”的经世事务，也必须以“修己以敬”为基础。“修己以敬”，实际上就是应以认真的态度来对待人生，认真做人。一个人只有以认真的态度对待人生，才能严以持己，不为物欲所动，从而使人格得到道德上的升华。 

作为儒家修身理论的总纲，“敬”或“修己以敬”主要包括几点：首先，修德必先立志。孔子谓：“士志于道。”^（6）他强调既立志便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三军可守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7）。但要长期坚持己志，还得具有实践其志的恒心，故而孔子叹道：“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悲夫！”^（8）并要求即使在遇到艰难由折时也不能片刻放弃己志：“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9）其弟子曾子也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任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10）可见，孔子提出“仁以为己任”之“道”亦即通过人伦教化而达到治国天下之“道”。诚然，古今之“道”的具体内容肯定会有所不同，实现“道”的形式也会有所差异，但应树立起追求真理和理想的雄心壮志并为之而作始终不懈、坚定不移地努力，则古今是相通的。其次，修身必以“诚”为本。孔子认为凡事都要光明正大，无愧于心，才能因“内省不疚”而做到“君子不忧不惧”。^£11）所谓“内省不疚”就是“诚”的充分体现。《大学》以“诚意”为修身之本：“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并认为：“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所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中庸》进而把“诚”视为“道”之本体，强调“君子诚之为贵”，并云：“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大学》和《中庸》都提出了“慎独”的修养方法，而“慎独”乃修养“诚”之要诀。朱子曰：“‘诚’字在道，为实有之理；在人，则为实然之心。”^（12）“诚”的外在体现为“信”，故儒家提倡为人须“诚信”。只有做到诚信，才能取信于人。第三，谦虚好学，不骄不谄。孔子称赞孔文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13）的谦虚好学品德。他又赞赏其弟子颜回的好学精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4）“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15）曾子对颜回“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16）的谦虚好学品德十分敬佩。《易·谦彖》云：“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这里彰显的是谦逊的品德及其所获的效益。儒家又认为，只有具有了谦虚好学的品德，才能知过必改、有错能纠，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关键在于是否能改过纠错，所谓“过而不改，是为过矣”^（17）。孔子在赞许谦虚之德的同时，又对骄傲者予以批评：“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馀不足观也已。”^（18）他认为：“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19）“骄”与“泰”相对立而与“谄”相联系，因为惟胸襟宽广之君子方能“泰”，而胸襟狭窄之小人则不然，当其贫贱不羞时极力谄人，一旦暴富后又百般骄人。故而秉承师教的子贡，赞许的只是“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品德。要之，儒者所述既体现了谦虚的美德，又保持了不为贫贱富贵所动的独立人格。而只有谦逊好学，人们才乐于告以善言；只有不骄，人们才乐与交往；只有不谄，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这样，才能与他人建立起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整个社会也才可能建构成一个和谐社会。 

    儒家关于道德修养的条目很多，以上所举不过仅见一斑而已，他如“温、良、恭、俭、让”^（20），“恭、宽、信、敏、惠”^（21）等等，不仅各有其特定意义，而且都是儒家所重视的以之修身的德目。 

儒家认为，若要创建和谐社会须先创建和谐的人生，而若要创建和谐人生，除了重视内在的品德修养之外，还须正确重视并妥善处理一些客观存在着的矛盾关系，如：（一）“义”与“利”的关系。儒家重“义”亦重“利”，主张“义”与“利”的有机统一。这在理论上表现为倡导“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利”，反对“见利忘义”、“不义而富且贵”。因为“义”是使功利趋向于合理的规定，从“义”出发，也就是从合理的功利出发；一切有关“义”、“利”关系的论辩，最终无不落脚于所谋取的功利是否合理这样一个为人之道的问题上。这种观点和思维方法深刻影响着中国人，故而中国人主张并认同的是“义然后取”，而总是把诸如偷的、抢的、骗的、贪污受贿的东西统称之为“不义之财”。（二）“理”与“欲”的关系。无论古今中外，在理论上都存在着“纵欲”和“禁欲”两种偏离中道的极端倾向，而儒家有鉴于此，独独主张把人仍欲望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之内，既不“纵欲”又不“禁欲”，而是“寡欲”与“以理节欲”。这是儒学本旨，与后来宋明道学家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判然有别。这种既肯认自然人欲的正当性、又强调用理智的态度来克制过度纵欲倾向的思想，无疑是很明智、正确的。（三）“德”与“才”的关系。儒家本是“仁”、“智”并重即“德”、“才”并重的，但从根本处说，更为重视的乃是“德”和“仁”。这是因为一个人若有德无才，虽不堪大用，却至少不会造成大的危害，而若有才无德，则可能会因其人用才于世而贻害社会，祸国殃民。儒家有鉴于此而更强调品德修养，要求“崇德”、“好德”、“修文德”、“为政以德”，反对重才轻德、有才无德。回视历史而复慎审现实，这种思想是有其合理性的。（四）“言”与“行”的关系。有鉴于现实生活中言常有余而行常不足，导致“言过其实”的倾向，儒家特别强调“言顾行，行顾言”，以求达到言行一致，而反对言行不符、表里不一，“耻其言而过其行”。孔子说：“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22）他认为大言不惭的人，必然无意于付诸行动，其言很难兑现。针对这种现象，儒家提出“敏于事而慎于言”作为君子修德之要务，认为只有对行事不足勉以勤勉，而又对有余之言戒以谨慎，使之言行相符，才能获得人们的信任。孔子还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23）只有言行皆得其实才能行事少犯失误，福禄也就在其中了。因为人的行为主要体现在言行上，所以力求言行一致，乃是品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五）“文”与“质”的关系。孔子还要求养成“文”、“质”兼胜或“文”、“质”相称的君子风度，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4）这里，“质”指内在的道德品质，“文”则既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所谓《诗》《书》“六艺”之文，亦指仪表、风度、言辞优美；而“文质彬彬”之“君子”，就是内外兼修，道德与知识技艺并进、内在精神与外在形象均美的真、善、美高度统一的人。 

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由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严重失衡导致道德沦丧，人文精神出现了严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和发展人类的文明成果，构建和谐社会，就应着力注重克制市场经济固有的物欲与功利的冲动，彰显人文精神。而儒家关于品德修养的“修身”理论在这方面无疑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毋庸多析即可发现，它对于协调身心以实现和谐的人生必能发挥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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