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不理国政，泱泱大国的首脑形同虚设，一些不可思议的现象也就相应而生。神宗不上朝，大臣和他见不着面，上了奏疏也不看，临到大臣辞职都没法辞，于是按惯例送上一封辞呈，也不管准不准，弃官回家。左都御史詹沂、户部尚书赵世卿、李廷机等中央大员就这样自行卸任。内阁首辅申时行、王锡爵、朱赓也一度闭门而去，管理国家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竟然空无一人。地方官员更是擅离职守，有的衙门长达十多年无人负责，到万历四十年中央六部尚书只剩下一个刑部尚书赵涣，吏部、兵部、礼部、户部、工部都没有专人负责。都察院八年没有正官，当官的跑了，下级也就不上班，有的衙门索性锁上大门。吏部、兵部因无人签证盖印，致使上京候选的数千名文武侯补官员不能赴任，有的久困京城旅舍，穷愁潦倒，不得已途中拦道，攀住首辅的轿子苦苦哀求号哭。边防军请发军饷，无人签发，多年不进行军事操练。地方遇有盗匪，互相隐匿。各地解银，无人受理。边疆少数民族进京朝贡，无人接待。文渊阁大印被盗，查无踪迹。太仓库失窃，宫廷值班金牌丢失多年，无人发觉。刑部长年不审案，犯人无人问断。万历四十五年监犯家属百余人跪哭在长安门外，要求断狱，震动京师，成为旷古奇闻。

　　官员不理公务，却奔竞于朋党之争。官场中党同伐异，爱恶交攻。吏部选用地方官，因为竞相请托，相持不下，不得已由抽签定夺，时人讥笑吏部成为“签部”。从中央到地方，门户林立，派系深重，各有自己的羽翼，互相攻击和报复。为了一件小事，闹得不可开交，一吵就是数十年。轰动一时的宫廷三大案，成为朋党倾轧的焦点，愈演愈烈，官僚机构之分崩离析，已经到了“职业尽失，上下解体”的地步。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激烈的党争又导致官僚集团的严重分裂，这就极大地削弱了封建专制主义体制。

　　不受约束的权力是肇致政府机构瘫痪的主要原因。皇帝是封建主义集权制度的最高代表，按理说，皇帝的利益与政府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分配财富方面也会发生矛盾，明朝政府的库藏与皇帝的私库是分开核算的，王朝的主要收入田赋、税收由户部征收，每年从中提取一定的金花银归入皇帝的私库，供皇室开销，户部银供军国之需，不能另作他用。这种规定的本意既要方便皇帝的挥霍，又要对皇室的耗费有一定的限制，这是符合王朝长远利益的措施。贪得无厌的神宗不顾这一规定，动辄向国库索银，使户部不胜负担。万历二十四年干脆踢开官府，自派宦官作为矿监税使到地方直接征税，本该是政府的税收，源源不断地流入皇帝的私库，这就引起矿监税使与地方官的矛盾。

　　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构，是王朝法定的组织系统，也是皇帝赖以统治社会的主要支柱。官员是国家的命臣，依据法定的统治秩序，执行管理社会的职能，他们的职权理应受到政府和法制的保护，这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底线。但是神宗无视国家的法定系统，由宦官另立中使衙门，凌驾在地方官府之上，强取豪夺，杀人越货，逍遥法外。那些忠于职守的地方官，奉法的士大夫，自然就成为他们横行不法的障碍，受到空前的迫害。这引起官员的强烈反抗，在全国掀起反对矿使税监的城市民变。在这期间批评、抨击皇帝的奏疏连篇累牍，仅在《神庙留中奏疏》所见，就有数十篇之多，载于《明史》的也屡见不鲜。户科给事中田大益说：“臣观十数年来，乱政亟行不可枚举，而病根总在货利一念。”[38]又说：“陛下驱率虎狼虎，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川竭。衅自上开，愤由怨积，奈何欲涂民耳目，以自解释，谩曰权宜哉！”[39]工科给事中王德完指责神宗：“（皇上）祗知财利之多寡，不问黎元之死生。民何负於君？而鱼肉蚕食至於此极耶！”[40]有的直指“皇上嗜利心滋，布满虎狼，飞而食人，使百姓剥肤吸髓，剜肉刺骨，亡家丧身，掘冢剖棺，抵充皇上私藏，而未曾锱铢佐国。”[41]大理寺少卿李三才疏陈矿税之害说说：“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於斯，而可幸无乱者。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并警告皇帝：“天人共愤，大难将作。”“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42]有的历数皇帝犹如夏桀、商纣、周幽王、宋徽宗等六大昏君说：“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43]有的痛斥神宗“酗酒”、“恋色”、“贪财”、“尚气”，“四毒俱全”其言词之激烈、情绪之愤慨，简直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官僚士大夫以批鳞为荣，或以抵牾执政获得清流的美名。《国榷》以“批鳞君子”称誉敢于抗上的人士。由此可见，这些慷慨激昂的奏疏已超出一般的讽谏，它所起的效果已不仅仅是规劝帝王的过失，而是对君主肆虐的揭露和控诉，客观上成为与皇帝离心的力量而汇入社会性的非君思潮。

　　在朝的大僚是如此，在野的士大夫更是肆无忌惮，归庄的一曲《万古愁》从秦始皇、汉高祖骂到唐宗、宋祖；王世贞的《鸣凤记》，用戏剧痛斥严嵩父子，揶揄到先帝嘉靖；讥评朝政更是到了街谈巷议的情景。

　　讽谏帝王并非启蒙。当王朝统治发生危机的时候，官员士大夫中会出现一些有识之士对皇帝劝谏，指出皇帝的某些过失，唤起皇帝励精图治，这本是封建伦理道德所许可的行为。中国自古以来并不乏有劝谏君主的理论，在儒家典籍中有丰富的论述，《国语》说：“天道无亲，唯德是授。”[45]《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冠仇。”[46]《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47]都为匡正君主过失提供了伦理依据；主张“穷天理，明人伦”的理学家朱熹也断言：“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48]在他注释《孟子》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说：“一夫，言众叛亲离，不复以为君也。《书》曰：‘独夫纣'。盖四海归之，则为天子；天下叛之，则为独夫。”[49]这都是儒家的千古名言。在先秦与儒家分庭抗礼的墨子也强调：“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50]主张圣君无为的道家，晋代有鲍敬言的非君论，元代有邓牧的“君道”说：“天生民而立君，非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邪？……今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欲久治长安，得乎？”[51]即使讴歌君主专制的法家，也不是听凭君主为所欲为，慎子说：“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也。”[52]韩非则反对“人主释法用私”，主张以法治国可以“矫上之失，诘下之邪。”[53]

　　由此可见，不论是儒、墨还是道、法，是先秦儒学还是程朱理学，各家各派在不同程度上都提出匡正君主的见解和主张，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共识，在中国形成“从道不从君”的“道统”，与忠君的“政统”相应相补。每当王朝末世，朝纲腐败，颓风难振之时，都有一批官员士大夫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地维护道统，批评君主的过失。但是像万历时期这样抨击君主成风，直闹到街谈巷议，连说书卖唱的都肆无忌惮地抨击当朝，政府机能几乎解体，在整个封建王朝史上是空前未有的景象，清末也没有出现这样不堪收拾的局面。

　　朱元璋一手建立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但是皇权至上，不受任何监督的结果，又导致自毁长城。高度集权与高度涣散在同一王朝的首末出现，这是封建专制政体不可克服的矛盾。危机表现在这种瘫痪的局势不是来自敌对阶级的冲击，而是来自统治阶级的最高层，这预示王朝已失去自我调节的功能，只能沿着瓦解的趋势走向灭亡，清代学者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记述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指的就是这不能逆转的趋势。

　　真正对王朝构成威胁的是来自民间的抨击君主的思潮，它无需借助文本的传播，主要是口耳相传，也不受官员士大夫和道统的规范，按照实际生活表现民众的真情实感，以民歌、民谣，说唱、戏剧的方式自发扩散，在社会上兴起一股强劲的浪潮，猛烈地冲击了传统的忠君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冯梦龙对这时期的民歌、民谣进行了大量的收集和整理，提出“情教说”，把“色胆大如天”的贬词，改为“情胆大如天”的褒词，这不仅仅是鼓动情欲至上，重要的是把追逐情爱的行为，与忠君孝亲的理念相提并论，他说：“谚云，色胆大如天，非也，直是情胆大如天耳。天下事尽胆也，胆尽情也。杨香孱女而拒虎，情极於伤亲也；刖跪贱臣而击马，情极於匡君也。由此言之，忠孝之胆，何尝不大如天乎？总而名之曰情胆。聊以试世，碌碌之夫，遇事推调，不是胆谦，尽由情寡，鸣呼，验矣。”[54]在这里，儒家伦理中最高的道德准则忠孝，被改换为情感的表现，至忠至孝的行为，都是源于“情”的有胆有识，并非出自天意所归，这就撼动了忠孝的神圣性。至今在冯梦龙的研究中，只把“情教”的启蒙意义，看成是对情欲的伸张，或是从文学领域评价，那就低估了“情教”说的真正价值，是对政治伦理的冲击和分解作用。

　　在他收集的民歌中，屡屡出现离经叛道的意识，有一首《黄山谜》说：“三皇是我兄，五帝是我弟。欲罢而不能，因非而得罪。”谜底是一个“四”字。三皇五帝是历代王朝崇奉的先祖，神圣不可侵犯，可在民谣中，平民百姓不仅与他称兄道弟，这被奉为至尊的先祖若有过失，一样被问罪，这样赤裸裸，大胆地藐视圣祖权威，要求平等的意识，真是亘古未有之高论。

　　可这高论不是出现在庙堂，也不是出现在书斋，而是活跃在民众的口头，在市井谣谚中广为流传，这不得不使统治者震惊。万历王朝的首辅沈一贯在《请修明政事收拾人心的揭帖》中陈述1598年的社会情景说：“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败，人无不乐听者，启奸雄之心，开叛逆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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