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见解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了以鸦片战争为近代化起点的看法，并超越前人在精英文化求索的局限，扩大视野，到社会史的领域发掘资料，使这一问题有了重要进展。实际上也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学者费正清论述中国近代化的“冲击——反应”模式表示了异议，认为这一观念忽视了中国社会和文化自身的发展。晚明是处在时代转折的社会，从其社会形态来说，它与汉、唐、宋一脉相承，不同于汉、唐、宋末世的是，在社会母胎内部不可抑制地涌现异己的文化因素并形成社会性浪潮，伴随新兴的经济现象，不断地撞击封建经济秩序，侵蚀封建伦理的统治。这一衰变发生在明末，不只是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结构和思想体系的衰变。它又不同于清末的是，16、17世纪之交的中国，尚未面临外来资本主义强权的干涉，纯系中国封建社会自身运行的事态。这时虽有欧洲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技与基督教文化，有助于扩大中国人的眼界，丰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但只局限在上层少数官员士大夫和为数不多的教民，对社会没有发生波动性的影响，并没有对朝政和制度的干预，更没有政治、哲学、社会思想的输入。这从一定意义上说，晚明是尚未受到外来影响的、原装的封建社会，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变异，从传统文化中孕育出什么新质因素？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它又能达到怎样的高度？可能发生什么样的转向？

　　当欧洲已开始步向近代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文化并不比欧洲逊色。据新近出版的美国著名学者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全球化中的东方》估计，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即从明中期到明末，百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有7千到1万吨，相当于2亿到3亿两白银。也就是说晚明拥有的白银约占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这庞大的数量已超过欧洲国家白银的总和；在文化上也不次于欧洲，梁启超说，具有启蒙意义的《明夷待访录》比卢骚的《民约论》还要早数十年。明朝拥有这样的优势，为什么不能突破王朝更替的内循环，迎上历史潮头，走向近代化的康庄大道？有哪些不能逾越的障碍，阻滞中国社会的前进？致使文化转型步步为艰，这是研究中国文化转型的本土特征不能不面对的问题。

二、理学的裂变——从正统思想中滋生异端

　　16、17世纪的中国，时当明中叶以后，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社会经历一千多年的发展，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变动，它不仅表现在经济上产生有别于封建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萌芽；还表现在文化上涌现与正统思想相叛离的因素。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学术界有不同意见，见仁见智，有所争议；但对于文化上的异端或启蒙思潮基本上得到共识。问题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具体内容与西方相比，有那些相似，又有什么不同？过去习惯于以西方模式套用到中国，几乎成为思维定势，然而用西方启蒙的话语解释晚明的文化现象，是否符合历史的实际？发生在晚明社会的思想变异具有那些特征？有没有可能走出传统文化的范畴，走向近代化？这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种社会形态的文化，自有一种核心的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族群共同的价值取向，中国自古以来就以伦理道德为本位，汉代以后又尊儒学为正统，这一思想体系发展到宋代，进一步吸收佛家和道家思想，形成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主旨的理学，被称为儒学发展的新阶段。理学是由北宋的程颐、程颢奠基，由南宋的朱熹完善，世称程朱理学，到明代得到统治者的尊崇，受到广泛的崇奉。明初是程朱理学的全盛时期，明太祖多次诏令官员士大夫非濂络关闽之学不讲，非四书、五经不读。洪武二年规定：“国家明经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主。”[8]。明成祖颁布《性理大全》作为权威典籍，士大夫的必读书目。不准任何人非议程朱学说，从此“世之治举业者，以四书为先务，视六经为可援：以言《诗》，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所授，则朱子所与也；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9]《大明律》专设《禁止搬做杂剧律令》，不准艺人在民间戏曲中扮演程朱形象，违令者都按亵渎圣贤治罪。由此可见，程颐、程颢和朱熹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贤偶像，程朱理学被奉为统治思想，独霸学坛，气势炙人。

　　明中叶以后王学兴起，首倡者王阳明，本名守仁，浙江余姚人，因在绍兴会稽山筑室阳明洞讲学，人称阳明先生。初始信奉程朱理学，自述在竹林中沉思冥想朱熹格物致知的学说，突然感悟格物之道并非在物，而在心，由此转向陆象山“心即理”的学说。认为“惟象山陆氏，简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传。”[10]陆象山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因与朱熹在鹅湖之会中进行“道问学”与“尊德性”的论辩，开创心学一派。自朱熹被奉为理学的正宗后，心学逐渐被淡出。王阳明发掘冷落已久的陆象山心学，融合儒佛道三家的心性理论，以“吾心”判断是非善恶，重新确立心学体系，史称陆王心学。王阳明的主要成就是提出“致良知”的学说，所谓“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成，是故谓之良知。”[11]又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12]“良知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13]这良知即是道德仁义，都出自人心，不用外求，不分古今圣愚，是人人皆有的内在本性，

　　陆王心学的本义也是弘扬“存天理，灭人欲”，这与程朱并无二致，但又补正程朱理学过分拘泥一事一物，而疏于人格修养的缺陷，提出天理即良知，良知即知善知恶，天理存于人心的见解，把善恶的标准，伦理道德的根本问题，归结为人心的灵觉，因此说：“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14]

　　在王阳明看来，只要做到心中没有一丝人欲之私，即能洞见天理。得到天理，即是圣贤，克欲之道便是致圣之功，人人都有此良知良能，更无圣愚之分，因此满街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这就把人们对外部现实世界的追求，引向内心世界的磨练，而磨练又在于如何泯灭人生的各种欲望，从心灵深处自觉奉行纲常名教，使人格的完善与认识论、本体论融为一体。

　　这种学说把陆象山“万物皆备于我”主观唯心主义推到极端，心外根本没有事物的存在，更无天理可言，天理只存在心中，给“吾心”赋以极大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主性。王学力图最大限度地克制人欲，不得不极度推崇内省的功能，一旦把个人的自省抬到成圣成贤的高度，以致上通天理，达到神圣化的境界，在客观上就不能不引起冲击传统偶像的后果，动摇人们对孔孟程朱的信仰，这对长期受儒学禁锢的人心是一种释放。尤其是王学所标榜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的命题，打破尊卑贤愚不可逾越的界限，倡导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这不仅给士丈夫大开眼界，也受到庶民百姓的欢迎。在程朱理学独霸学坛，人心被禁锢之际，“致良知”一出，犹如当空霹雳，震聋发愦，引发人们对圣贤偶像的怀疑和责难。诚如当时人的评论：“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间，骤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拔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然而此窍一凿，混沌遂亡。”[15]“文成以绝世之资，唱其新说，鼓动海内。嘉靖以后，从王氏而诋朱子者始接踵于人间。”[16]

　　素来被尊为不可亵渎之圣贤，如今遭受前所未有的轻蔑，朝廷也为之震惊，在《明世宗实录》中可以看到皇帝与大臣这样的对话：“吏部会廷臣议故新建伯王守仁功罪，说：‘守仁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名，则非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相互倡和。……'上曰：‘卿等议是。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于是“都察院仍榜谕天下；敢有踵袭邪说，果于非圣者，重治不饶。”[17]虽然当政者对王学采取排斥政策，但王学在民间却不径而走，愈到明后期愈益昌盛。人们声称：“时心学盛行，谓学惟无觉，一觉即无余蕴，九容、九思、四教、六艺皆桎梏也。”[18]“今天下之好称守仁者十之七八。”[19]这不仅打破程朱理学一统学界的局面，实际上已大有取代程朱的趋势。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将明代学术分为十七家，属于王阳明心学系统的有姚江、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止修、泰州、蕺山十家，占全书六十二卷中的二十八卷。几近小一半之多。因此有人说：“姚江之学，嘉隆以来，几遍天下。”[20]“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21]这不是过誉之词，而是社会思潮的反映。

　　民众乐于接受某种学说，固然因为这种学说能代表自身需求的实际利益，还可能从中寄寓对未来世界的理想和追求，从而按照自己的愿望解释、发展这种学说。最有代表性的是泰州学派，它的创始人是王艮，他出身泰州的灶丁，从社会最底层崛起，19岁经商，取得致富之道，30岁开始识字读书。他聪慧绝伦，狂放不羁，经常以先知先觉为已任，广招门徒，自称其学说非为一经，乃是“总经”，“五经总义”，“大成之学”，表示对传统经典的渺视。在《大成歌》中自诩为孟子之后：“随大随小随我学，随时随处随人师。掌握乾坤大主宰，包罗天地真良知。自古英雄谁能比，开辟以来惟仲尼。仲尼之后微孟子，孟子之后又谁知？”[22]

　　王艮曾拜会王阳明，以阳明弟子自居。他对王学最大的贡献是在于，以百姓日用之学阐释致良知学说，提出：“以日用见在，指点良知。”“良知天性，往古今来从俱足，人伦日用之间举措之耳。”[23]从而把王学引向人人可以从日常生活中体认的天理。严格说来，百姓日用之学并不始于王艮，但他用人的自然性、尊身、人同此欲对百姓日用之学作出新的提升。

　　人，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人本身即为大自然进化的产物，以个体与个体的关系才组成社会，没有个体就没有社会的存在，所以自然性是社会性的基础，个体是社会之元。然而，在古人眼中，人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以群体相类别的一员，《礼记·曲礼》说：“儗人必于其人”，“儗，犹比也；伦，犹类也。”没有类别即没有伦，没有伦即不成为人，人之所以为人，就是有等级的类别及其成为类别的规范，这就是《孟子》所说：“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类别是整体性的，个人只有承担类别的义务，遵循整体的规范，才是一个称职的角色。只言人的社会性，无视自然性，以群体消融个体，导致抹杀人性，这是极权主义统治的社会通病。先秦的儒家尚且认同“食、色，性也。”承认人的合理欲望，而程朱理学公然提出灭人欲的主张，并上升为“天理”这最高权威来进行终极裁决，从根本上否定人人都有满足生活需求的本能愿望，这是扼杀人性的理论。王艮的日用之学别树一帜，对天理作了重新的解释，他说：“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天性之体，本是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良知之体，与鸢鱼同一活泼泼地。”这是“自然天则，非人力安排。”“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又说：“君子之学以已度人，已之所欲，则人之所欲，已之所恶，则人之所恶。”[24]人的本性是自然，自然趋向快乐，因此作《乐学歌》：“人心本是乐”，以歌颂快乐人生。穿衣吃饭是自然需求，顺应自然要求，就是至道和快乐。从理论上提出“人同此欲”是“自然天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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