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白银流通范围的扩大，未必减轻农民的负担，但这是资本积累，经济发展的现象，商品交换先后以牲畜、龟贝、五谷、布帛为一般等价物，最后稳定在金银这贵金属上，是经济近代化的普遍规律，任何国家也不例外。他们把物价上涨、贫富对立、农民逃亡的现象，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归结为白银作祟的结果，似乎取消白银货币就能解决社会危机，这种认识是时代的误差。

　　黄宗羲不是提出“工商皆本”吗？取消白银货币，工商又以何为本！其实他的“工商皆本”是有许多限定的，他的原话是：“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祟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他的工商为本，是以生产、销售生活必需品为本，取消一切奢侈品的生产和经营，“何谓奢侈？倡优也，酒肆也，机坊也。”[84]他所言的奢侈包括戏曲、酒楼乃至机器作坊，奇技淫巧，因此“倡优有禁，酒食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废除白银，退回用钱的时代，以保持上古的俭朴生活。这是维护封建生产方式，违背历史潮流的小农思想。可见他的“工商为本”是不成体系，自相矛盾，含混不清的，并无多大实际意义。与此相比，欧洲早期的重商主义者从人文主义出发，用商人眼光看待经济发展，宣布金银货币是唯一的财富，反映了商人积累货币的要求，从而成为商人资本的代言人。怎能设想取消白银，缩小货币，坚持农民不离乡土，甚至恢复到小国寡民的上古社会，能够反映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利益？所以晚明思想家的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很不相称。思想的动力不是受之于经济发展的推动，而是明亡清兴，山河破碎，民族遗恨。正因为如此，梁启超、孙中山等思想家和革命家看重的“残明文献”是政治伦理，而非经济思想，尤其是在明亡清兴，国破家碎的特定时期，晚明遗民的反清情结，与清末推翻清王朝的民众心理引起强烈的共鸣，扩大了这些文献的影响力。

　　所以晚明社会虽然活跃着政治伦理启蒙思潮，但是催生新社会的力量先天不足，流传的范围也只限于士大夫和城镇居民，广大农村仍然是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纲常名教在那里有稳固的基础。地主和农民是古老的阶级，年复一年地坚守小农家园，不能开辟新的生产方式；商人依附权力，勾结官府，以捐纳博取功名的倾向，使得商人不能成长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商人资本受到封建经济结构的限制难以转化为产业资本，只能买田买官，流向土地，加固了封建生产关系；社会拥有大量白银，但多用于粮草折色，田赋、税收、窖藏，很少投入生产经营；个人附着群体的文化模式，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出路，很难从封建藩篱中突围。生产方式的滞后，没有新兴社会力量的支持，肇成早期启蒙缺少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社会基础。不挣脱层层隶属的封建等级关系，个性的张扬很难上升到人格独立和主体性觉醒的高度，从抨击君主专制而萌发的民主性光华，不可能迈向出民权思想。政治伦理启蒙超越经济发展的早熟，恰恰又是不成熟的表现。

　　黄宗羲、唐甄等一代思想家们，身处明清鼎革之际，目击明朝的衰败而至不可振救，亲身经受国亡、家破、杀身的泣血饮恨，在痛定思痛中发出抑制君权的呐喊，虽然缺少现实的条件和经济动因，毕竟提出了前瞻性的思想，如果不是清兵入关，循此发展不是没有可能成为文化转型的先导和催化剂。

　　真正扑灭启蒙思潮的是清王朝重建的封建统治。清初定鼎以后，就抬出程朱理学，贬斥王学，实施文化专制。首先从出书、印书着手，发布一系列的禁令，封杀文本传播的源头。顺治九年（1652）规定：“坊间书贾，止许刊行理学政治有益计业诸书；其他琐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通行严禁。违者从重究治。”[85]康熙二年（1663）又重申此项禁令：“嗣后如有私刻琐语淫词，有乖风化者，内而科道，外而督抚，访实何书系何人编造，指名题参，交与该部议罪。”[86]对于民间俚曲、歌谣，一律加以管制。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统一全国，为翦除汉人反清的种族意识，大兴文字狱，凡有嫌涉清朝声誉的文章，都以大逆治罪，制定律例发布到全国各地，所禁止的内容从淫词琐语到非圣非经之作，凡是毁谤圣贤，非议朝政，不利当朝的作品，一概禁毁勿论。康熙诏谕礼部说：“朕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87]雍正杀年羹尧的借口之一是，进献的贺表“朝乾夕惕，励精图治”，误写成“夕阳朝乾”，以为这是对皇上的大不敬，由此还牵连一批文人学士，侍讲钱名世因给年羹尧写过颂诗，定为“名教罪人”，由雍正书写成匾额，悬挂在钱宅，令在京官员观摩，按照皇帝定的调子，各写诗文，进行揭露、讨伐，侍读吴孝登、陈邦彦因为写的不合圣意，被革职查办。这种诛心之术是清朝文字狱一大发明，现代学者认为这是发动群众大批判的滥觞。乾隆年间文字狱扩大到市井文学，《水浒传》也遭到毁板的厄运，一批晚明的野史如《酌中志》、《南迁录》、《潞河纪闻》、《日本乞师记》、《豫亦经略》、《樵史演义》等等，统统销毁，有敢以私藏者，按谋逆大罪处死。每一禁令都牵连一批人死于非命。在这样严酷的迫害下，活跃在晚明社会的一股追新求异的时尚，也就烟散云消，那离经叛道的启蒙思潮就此偃旗息鼓，胎死腹中。

　　毫无疑问，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文化转型，是以民主和民权思想的建树，实现文化核心的转换。没有结构性的变动，不足以完成文化转型的使命。晚明启蒙思想与现代意识接轨，必须转换文化的结构与核心，从以伦理为本位转换为以民权为本位，才能发生全新的作用。晚明政治伦理的最高成就，是提出用分权削弱君权的思想，这在封建制度下只能起到调节君主与臣民关系的作用，不能越出用王权制衡王权的局限，可是这一思想与主权在民的现代政治思想相结合，却具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全新意义，这已是三百年后的事了。使黄宗羲始料不及的是，他的《明夷待访录》等到的不是贤明君主，而是掀翻封建王朝的革命志士。中国文化的近代化经历了开启——中断——再开启的艰难历程。历史的因缘际合，使这一过程推迟了三百年。

注释：

[1]《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学术变迁与政治影响下》，中国书店，1985年。

[2]《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五、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

[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五、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

[4]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八。

[5]《战国策》卷十七：“近代所见，李兑用赵，饿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杀之。”

[6]参见冯天瑜主编《东方的黎明——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历程》代序言，巴蜀书社，1988年。

[7]参见刘志琴《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启》，《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2期。

[8]《松下杂抄》卷下。

[9]朱彝尊《道传录序》。

[10]《明史·王守仁传》。

[11]《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六《大学问》。

[12]《阳明全书·传习录上》。

[13]《阳明全书·传习录中》。

[14]《阳明全书·传习录中》。

[15]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三。

[16]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

[17]《明世宗实录》卷八，嘉靖八年二月甲戍。

[18]《明史·邓元锡传》。

[19]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二五。

[20]《汤子遗书》卷五《答陆稼书》。

[21]《明史·儒林传序》。

[22]袁承业《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大成歌寄罗念庵》。

[23]袁承业《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答朱思明》。

[24]《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

[25]《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

[26]《焚书》卷一《答邓石阳》。

[27]《藏书·德业儒臣后论》。

[28]《焚书》卷三《童心说》。

[29]《明儒学案》《泰州学案》。

[30]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三。

[31]《春明梦余录》卷二一。

[32]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八。

[33]《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二《与张幼于》。

[34]《醒世恒言·序》。

[35]《博平县志》卷四。

[36]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都基础》6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

[37]《张居正集》第一册，卷三，奏疏三。

[38]《定陵注略》卷四。

[39]《明史·田大益传》。

[40]《明神宗实录》卷三四九。

[41]《定陵注略》卷五。

[42]《明史·李三才传》。

[43]《明史·田大益传》。

[44]《明史·雒于仁传》。

[45]《国语·晋语六》。

[46]《孟子·离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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