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代实行郡县制以来，就存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是封建专制主义体制内部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明代是高度集权的王朝，一切利权收归朝廷，地方事无大小，一切都要听命于朝廷，明朝的灭亡促使人们思考，过度集权未必能使国运昌盛。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指出：“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黄宗羲更从历代兴亡的考察中得出这一教训：“今封建之事远矣，因时乘势，则方镇可复也。自唐以方镇亡天下，庸人狃之，遂为厉阶，然原其本末则不然。当太宗分制节度，皆在边境，不过数府，其带甲十万，力足以控制寇乱。故安禄山、朱泚皆凭方镇而起，乃制乱者亦藉方镇，其后析为数十，势弱兵单，方镇之兵不足相制，黄巢、朱温遂决裂而无忌，然则唐之所以亡，由方镇之弱，非由方镇之强也。是故封建之弊，强弱吞并，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县之弊，疆场之害苦无巳时，欲去两者之弊，使其并行不悖，则沿边之方镇乎。”主张在北方辽东、蓟州、宣府、榆林、宁夏、固原、延绥等地设立方镇，这有五大好处：“统帅专一，独任其咎，则思虑自周，战守自固，以各为长子孙之计，一也；国家有一警急，尝竭天下之财，不足供一方之用，今一方之财自供一方，二也；边镇之主兵常不如客兵，故常以调发致乱，天启之奢酋，崇祯之菜围是也，今一方之兵自供一方，三也；治兵措饷皆出朝廷，常以一方而动四方，既各有专地，兵食不出於外，即一方不宁，他方宴如，四也；外有强兵，中朝自然顾忌，山有虎豹，藜藿不采，五也。”[69]方镇是统领一方的军事长官，这“一方之财自供一方”，“一方之兵自供一方”的想法，是将中央的财权和军权分派于地方，用缩减中央权力、扩大地方权力的办法，巩固地方政权，以稳定王朝的统治。

　　（三）提高士大夫议政意识，公其是非于学校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平民议政的传统，尽管这平民要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与今日之民众迥然不同，但却使政事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公开，达到与民共议。《左传·昭公六年》有“作封洫，立谤政”的记载，《管子》有“啧室之议”，刘向的《新序》说：“齐有稷下先生，喜议政事。”对吸收士人议政的传统也有不意见，在实行中也有各种阻挠，韩愈为此撰写《子产不毁乡校颂》，称赞子产在郑国执政时反驳禁议者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这些都作为三代之遗风受到后人的推崇。

　　黄宗羲认为设立学校的目的不仅是养士人，更重要的是协助朝廷治理天下，因此说：“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於此也，必使天下之具皆出於学校而后设党校之意始备。”把士大夫谘议国政，提升为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改变以君主之命是从，唯皇帝为圣明的观念，提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学校。”并以东汉的太学生的学潮为例说：“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捶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於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力求以公共舆论代替天子的独断，为此太学的“祭酒，推择归世大儒，其重与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每朔日，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卿、谏议从之。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极大地提高学校的政治地位，以加强士大夫议政的影响力。“郡县学官，毋得出自选余；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自布衣以至宰相，皆可当其任。”[70]郡县一级的基层学官，不分资格、身份，概由推选产生，这就充分调动了士大夫的参政意识。将朝政的是非公布于学校，实施公开监督，这是前朝列代所不能达到的高度。

　　在提高平民参政意识的同时，唐甄进一步提出，皇帝要以平民意识来对待自己的权位，“位在十人之上者，必处十人之下；位在百人之上者，必处百人之下；位在更下者必处天下之下。”[71]主张“贵为天子，亦可以庶人之夫妇处之”。“入则农夫，出则天子，内则茅屋数橼，外则锦壤万里，南面而临天下，何损于天子之尊？”[72]要求天子与平民同食、同住、同劳动，“入则农夫，出则天子”，表达了一介书生追求的理想社会，尽管这是不可实现的乌托邦，但此种言论出现在三百多年前，无疑是石破天惊之论。

　　在中国历史上，有关以天道、礼制、道德限制君权的种种主张，最终都要求在皇帝的自律中得到落实。黄宗羲、唐甄与此不同的是，力图从权力结构的本身，分解出制约君主的力量，从对君主的他律中实现“抑尊”的主张，这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孟德斯鸠“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思想。当世界走向近代化的十六、十七世纪，西方的科技、宗教思想经传教士输入中国，却从未发现有政治思想的引进。这就是说，这样接近“以权力制约权力”的言论，是在没有任何西方政治思想影响下，从中国本土萌生的社会思潮，这比卢梭、孟德斯鸠早一个世纪，这在中国并无资本主义，更无工业革命的情况下，在思想上却超越经济的发展，先期提出限制君权，改革君主制的设想，表现出思想启蒙的早熟。从“非君”到“抑尊”，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飞跃。

五、启蒙的夭折，文化转型胎死腹中

　　晚明社会不仅有这样卓越的思想家，还拥有一批学术渊博的科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潘季驯的《河防一览》，朱载堉的《律吕精义》，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以及《徐霞客游记》等等，都具有世界级的水平。顾炎武提倡的“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火，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73]反映了士大夫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伦理学说，向经世致用的实学转化，以很大的热情投入科学技术的研究。这表明中国在农学、医学、音律学、地理学、工艺制造学方面的成就并不亚于工业革命前的欧洲。

　　此时的士大夫有强烈的聚众结社意识，有案可查的民间社团多达170多家，[74]从沿海到内地，广布在江浙、福建、河南、湖广、四川一带，成员多者至数千人。崇祯二年（1629）有尹山大会；崇祯三年（1630）有金陵大会；崇祯六年（1633）有虎丘大会。此类集会有很高的组织水平，在虎丘大会前，先行散发传单进行宣传、动员“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那些“游于市者”，“争以复社会命名，刻之碑额，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有此也。”[75]可见成员之多，规模之盛大。

　　恩格斯曾经指出，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是产生巨人的伟大时代。晚明社会杰出的人才和思想，预兆中国有可能酝酿社会的大变革，然而这种变革终其三百年也未到来。

　　值得注意的是，代表晚明启蒙思想最高成就的《明夷待访录》和《潜书》都完成在清初，黄宗羲和唐甄都是明代的遗民，经历了亡国破家的灾难，黄宗羲还亲自参加了反清复明的斗争。虽然大势已去，明代的覆灭已成定局，但夷夏之辨的观念还在，堂堂的华夏民族，竟然亡于蛰居关外的满族，这严酷的事实促使他们对明朝的溃败，专制集权的弊病，作了清醒、理性的总结。正因为有种族兴亡的切肤之痛和强烈的种族意识，催熟了对君主专制的认识。虽然《明夷待访录》比《民约论》早出数十年，但与《民约论》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基础。在西方从文艺复兴到思想启蒙经历了二、三百年的积蓄、动员和发展，历经宗教改革，工业革命，限制君权法案，到法国大革命形成高潮。启蒙思想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成长逐步推进。第三等级的崛起，新兴的社会力量是西方启蒙思想坚实的社会基础。洛克的自然权利说，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从理论到实践，确立科学、民主、理性的信念，成功地完成了文化转型。

　　在中国政治伦理启蒙有它难以超越的局限，表现在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各种方案中找不到新兴的社会力量来制约君权，只能依靠皇权自身的切割：宰相与天子同议，可宰相是由皇帝来选择任命，并非出自民意；学而优则仕，士大夫依附皇权的传统很难使他们言论独立，“公其是非于学校”必将沦为泡影；复方镇也没有越出中央和地方是强干弱枝还是弱干强枝的传统格局。同样是权力制衡，是依靠皇权的自身切割，利用既定的封建官僚体制本身行使对皇权的监督，还是实施孟德斯鸠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独立和相互制衡，使三权分立，主权在民？这一步之遥，却相距一个时代。

　　明清之际的启蒙者者往往具有双重人格和悲剧性的遭遇，本人在叛离封建主义藩篱的同时，也可能是封建礼教的维护者。王艮笔下的百姓日用之道是向平民推行儒家伦理。史书记载说，他头戴高高的五常冠，身穿三代时期的深衣，迈着方步，招摇过市。这一身古怪的服装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有人说他这是狂放、乖张的性格。其实个性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用服装穿着表明他的道德理想。五常冠，是喻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伦理关系，戴在头上，高高上置；深衣是上衣下裳连在一起的长袍，这裳是一长裙，有十二个裥，代表一年十二个月的天道观，鞋子前圆后方，表示天圆地方，这是服装也是宣言，以穿衣着装来标榜他崇尚的道德伦理观念，表明他也有卫道士的一面。唐甄、黄宗羲也有此局限，唐甄在提出“乱天下者惟君”的同时，还提出“治天下者惟君”[76]，并称之“大清有天下，仁矣。”[77]黄宗羲所等待的亦是贤君的造访，所以他们反对专制并不反对皇权，追求的是明君仁政，仍然不脱儒家的社会理想。

　　在晚明社会活跃着一股鼓吹情欲，张扬个性，发现自我的新鲜思潮，有力地冲击了存天理，灭人欲，以公灭私的正统观念，成为思想启蒙中的一支劲旅，然而它不可能发展到主体在人的思想高度，因为人的主体性首先要有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是启蒙思想的核心。封建社会层层相隶属的社会关系，最大的弊病就是使人丧失自主性。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五常伦理中，作为人，不是父即是子，不是君即是臣，不是兄即是弟。在家事父，竭其力尽孝；在外事君，致其身尽忠。忠孝都以服从为天职，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由君臣父子推演的诸多关系，形成强大的社会关系网，人，只有隶属在他人的关系中才有存在的价值。政治、经济的严格等分，附以血缘的纽带，使个人有强烈的隶属感，表现在人格上多受制于他人，实际上是受制于权力。政治伦理启蒙虽然有唤起人文觉醒的效应，但它以抨击君主专制为主要内容，最高的社会理想为开明专制，这与倡导人格独立，呼唤主体性觉醒，建立民主制的西方启蒙运动有导向之别。

　　这一差别还表现在中西经济思想的落差，主要表现在这些杰出的思想家们对商人资本的发展与白银的使用都持以保守、倒退，违反历史潮流的态度。

　　明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是一条鞭法实施赋税改革后，广泛用白银作为支付手段，正如马克斯在《资本论》中所说：“商品交换越是打破地方限制，商品价值越是发展成为人类劳动一般的体化物，货币就越是归到那种天然最适于担任一般等价这种社会机能的商品，那就是贵金属。”[78]但是具有启蒙意识的思想家们，几乎都提出废除白银的主张，王夫之说：“生民者农，而戕民者贾。”“商贾者，王者之所必抑。”[79]认为用银使得“奸者逞，愿者削，召攘夺而弃本务，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而走死天下者，唯银也。”[80]唐甄认为：“古者言富，唯在五谷，至于市易，则有龟、贝、金钱、刀布之币。...自明以来，乃专以银。至于今银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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