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管如何变化、增益，这种教育总体上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学用脱节，轻视实际才能。由于治才教育与选官制度紧密相关，所以古代的官吏选拔也就不能不具有这一弱点。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从统治者方面来看，他们确定儒家经典作为基本教材，尽管不无尊儒崇经的意愿，但首要的目的却是为了钳制思想。为此，甚至连对儒经的注释也要统一。这样，无论是经学还是理学，都成了“日用少而畜德多”的脱离实际的教条，禁锢思想的桎梏。而且时代越后，情况越严重。二是从文人学士方面来看，当政者既然“以利禄劝儒术”，他们也就“以儒术徇利禄”，把“四书”、“五经”当作入仕的敲门砖，根本无意探究“微言大义”，更谈不上身体力行。表面看起来，这些人似乎也能大讲特讲所谓的“经邦治国之道”，但全是纸上谈兵，无补于实际。
毋庸讳言，科举时代治才教育中并不是截然没有一点经世致用的智能教育内容。当时的统治者针对学用脱节和轻视实际才能的弊端，也曾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例如，明代先后采用了三种办法：一是建立“历事监生”制度，即让毕业的国子监生在规定的时间里到有关衙门去实习，以取得实际工作经验，具体又分为“正历”与“杂历”两种。二是设立“观政进士”，即让新科进士在正式任官前带着使命去衙门工作，以熟悉政务的过程。三是颁行《新官上任须知》，即将新科进士初任职时应注意的问题一一开列，标明易发生弊端之处，以补其经验不足，防患未然。应该承认，这些补救措施，确实起了某种积极作用；但也要看到，这种作用并不具有突破的性质，仅仅治表而不治里。唯其如此，中国古代从人才教育到官吏选拔一贯到底的学用脱节，轻视实际才能的弱点——特别是被科举时代推向极致的这种弱点，作为一项沉重的历史教训，就格外值得我们认真记取。
作者简介：黄留珠，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3 外来势力与科举革废
刘海峰
对清末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海内外学术界已作过许多探讨，成为科举学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导致清末废除科举的各种原因中，除了中国人自己为兴办学堂而废除科举制的因素外，还有一股外来势力为科举革废推波助澜，包括对科举制进行直接的打击。
一
由于中国士人热衷参加科举，科举制对中国士人的强大吸引力是19世纪在华传教士对中国士人进行传教的最大障碍。在1869年的传教士大会上，还讨论过“是否应鼓励中国的基督教徒参加获得科名的科举考试竞争”的问题。由于乡试和会试前后皆历时九天，参加科举不仅从时间上会与做礼拜相冲突，而且还会成为信仰基督教真义的障碍，因此，传教士多不赞成中国的基督教徒参加科举考试（注：C. Hartwell, The Relation of Christians to the Examination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1, No. 11, March, 1869, pp. 217—220. ）。
然而，在华传教士又深知中国的士人皆参加科举，要影响中国就不能不影响这些精英人士，一些传教士力图影响中国的士阶层而苦于无计可施。因此，后来许多省份的传教士都采取在乡试出场时向应举者分发《圣经》等读物（注：David Hill, The Coming Triennial Examinations, to the Editor of " The Chinese Recorder, "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16, No. 6, July, 1885, pp. 260—261; Vol. 19, No. 6, June, 1888, pp. 282—283. ），以期在此关键场域对全省儒士作出广宣流布的有效影响。
在清末批判科举的浪潮中，一些传教士也推波助澜，发出改革科举的呼声，其中有的是出于对中国的好意，有的则动机可疑。例如，过去批判科举制的论者常常举出清末将八股与鸦片、缠足一起列为中国的三大祸害或三大恶俗的例子，在日本至今还存在着将科举与宦官、缠足嘲讽为中国古代三大“奇习”的说法。但并没有人认真考证此说的由来。
因为研究科举对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影响，笔者偶然发现了一些珍贵的史料。1895年，有位叫做Fryer的西方人曾将鸦片、缠足和科举考试列为中国的“三大祸害”，并以此作为主题在中国出版的英文刊物《中国文库》上进行有奖征文，奖金从8—50美元不等。结果到1895年9月18日的截止日期内，共收到150篇应征文章（注：Notes and Item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26, No. 10, October, 1895, p. 479. ）。笔者现在还没找出“三大祸害”说的最早出处，按一般中国人的流行说法，三大祸害之一是八股文而非科举制，但传教士的征文要求却明确说是“科举考试制度”(literary examination system)（注：Notes and Item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26, No. 7, July, 1895, pp. 330—331. ）而不是说八股文(eightlegged essay)。中国人批判科举不足为奇，一个西方传教士那么热衷于宣传科举制的恶行，出发点似乎与中国士人不太一样。由此看来，关于清末对科举的批判，将科举(应该是八股)与鸦片、缠足相提并论的问题，还应该仔细加以辨析（注：刘海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0—271页。）。
科举制废除之后，维系儒学的制度支撑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礼崩乐坏，使传教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空间。因此，对废科举一事，最高兴的可能是当时一些西方在华传教士。因为科举制是儒学得以盛行的制度支撑，一旦科举制被废除，儒学的根基就产生动摇，基督教和天主教便可以在中国真正畅行无阻了。
在清末西方来华传教士中，既有对科举称赞有加、力主本国政府仿效中国科举实行考试选官者，也有人对科举制进行激烈批评或提出改革建议者。这些来华西人的观点曾部分影响到清末算学科举和经济特科的设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科举制的废除。来华西方传教士先是看到科举制度的公平竞争的优越性，后来也看到科举考试内容空疏无用的弊端。尤其是到19世纪末，八股科举学非所用的弊病日益突出，于是许多传教士提出了改革科举的建议。1882年8月，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万国公报》第704卷上发表《中国专尚举业论》一文，批评分析了科举取士的弊端，指出：“天下智能才艺之士一一束缚于举业、制业、试律之中，而不知变计之为，可惜也。”他认为，当时科举考试的内容空疏无用，“所举非所用，所用非所举”，专尚举业有害而无利。林乐知还建议设立机构，仿照西方之法学习科学技术。他自称“余西士也，本不欲妄参末议，为越俎之谋。特居中国久，不无杞人之忧。因西学为当务之急”。传教士狄考文认为，科举考试有不能辨真假、不能断舞弊、启人干禄心、不暇及他学等弊端，并得出“考试之典，利少而弊多”、应该变革的结论（注：狄考文：《振兴学校论》，《万国公报》第14本，1881年8月，第8380—8381页。）。
至于说要如何变革科举，一般西方传教士开始多主张复古，采用唐代科举多设科目的办法，或参照古代乡举里选的办法。更多的是建议在科举考试中引入西方科学。例如，从1865年起担任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1869年起任总教习(校长)前后达31年之久的丁韪良是一位典型的西儒，曾翻译引进了许多西方著作，他主持的同文馆成为清末算学科举的评卷处和及第者的归宿，是算学科举的创意出发点和实际落脚点。他还再三向清朝内阁各大臣建议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力陈科举采用科学的必要（注：丁韪良：《同文馆记》，见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3页。）。
在提议改革科举的同时，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传授西学，对中国传统科举教育也形成了冲击和挑战，加速了科举制的解体。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改革科举兴办学堂的建议和构想，曾明显受到过西方传教士改革科举言论的影响（注：杨齐福：《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7—99页。）。
二
如果说传教士是从软的方面对中国科举革废施加影响的话，那么八国联军则是从硬的方面对科举制进行直接的冲击。传教士是以文化渗透的方式影响科举革废，八国联军是以军事暴力方式和不平等条约打击和干预科举制。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曾犯下一件影响重大却被许多现代中国人所忽视的暴行，即烧毁北京贡院。贡院是科举制度的具体象征，是无形的科举制度的有形体现。在京城中，贡院是规模仅次于皇城(故宫)的建筑群，而在各省会城市中，贡院则是最大的建筑群。17世纪以后来华的西方人往往对贡院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已深知科举制和贡院对中国士人的重要性。但是，八国联军入京后，烧毁了北京贡院。从贡院的建筑布局来看，要烧毁整个北京贡院，只能是蓄意行为。
在一定意义上说，北京贡院的被烧毁对当时中国人心理的影响并不亚于圆明园的被毁。圆明园确实壮丽辉煌，但它毕竟只是皇帝的游乐居住的行宫，一般人根本无法窥其堂奥。而北京贡院则是举行顺天乡试和会试的所在，是中国知识分子魂牵梦萦的一个地方，为全国广大士人所知晓。清末各级要员尤其是汉族重臣，多数都有过在北京贡院的考试经历。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以后，据说是德国侵略军将贡院烧毁，当时还引起许多士人的愤怒，此举对中国士人的心理影响非常之大。而从1901年订立的《辛丑条约》中特别规定不准闹义和团的地方士人参加科举五年的附加条款来看，当时外国列强是深知科举对中国士人的重要性的。
义和团事件后，西方列强曾逼迫清朝政府停止部分地区的科举作为惩罚。1901年9月7日，在北京订立的《辛丑各国和约》第二款第二条明确规定：“将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当时西方列强很明白停止科举对中国士人和地方意味着什么，故在议和条约中规定闹义和团的五省四十六个府、州、县、城的士子不得参加乡试五年。这一惩罚条款是根据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初六日的上谕。上谕说：“各国议定，滋事地方停止文武考试各五年一折，据称顺天、太原地方乡试，仍应停止；其单开山西省之太原府、忻州……湖南省之衡州府等地方，均应停止文武考试五年。著各该省督抚、学政，遵照办理，出示晓谕。”该上谕还作为附件八附录于《辛丑各国和约》（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12页。）。
从《癸卯北闱顺天三路分点次序单》（注：《大公报》第461号，1903年10月2日。）和1902年、1903年顺天、山西等乡试题名录来看，和约中限定停止考试的绝大部分府州确实没有科举生员入闱，《辛丑各国和约》的这一条款基本上是照章实施了。科举制于1905年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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