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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党的思想建设

时间:2009-8-8 16:36:42  来源:不详
正自己的思想信念,提高自己的道德、意志、知识等修养,用先人圣贤的价值标准不断检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即孔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3](p.3)儒家的出发点有两个:如果思想品德不端正,能力意志不强,就无法齐家、治国、平天下,并进而付诸实践,这就是孔子“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3](p.138)”再就是儒家在哲学上认定“性本善”,努力向内心寻求所说的“我欲仁,斯仁至矣。”[13](p.17)如果不对人进行教育,不启发他反省自己、自我解剖,那么,人本有的“善”性就会受社会邪恶的影响而变恶。儒家虽然主张通过教育,进行外在的灌输,但这种教育是以“性本善”为理论依据的,因此,儒家的修身是封闭自足式,其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这种注重修身、强调“人性本善”的思想,对毛泽东实际信奉的无产阶级性善论有一定的影响,他认为党政干部中出现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是剥削阶级思想侵蚀的结果,所以他强调我党在思想建设中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重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对传统文化中“内自省”思想的扬弃。所谓自我批评,简单地说就是自我反省,就是自己自觉地时时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对照检查自己的一言一行。它不仅仅是“内自省”,而且还依靠集体,依靠组织的帮助,每个党员都是他人自省时可相对照的镜子。要加强党性修养,不仅要开展自我批评,同时还要批评别人和接受别人的批评,互相监督。

    (四)从“严刑禁贪”“以教为本”到我党的“先教而后诛”。对于任何政权来说,加强思想教育和严惩贪官污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有些贪官污吏而言,说服和轻微处罚都无济于事,只有制定出一定的刑法,对他们的贪污腐败行为给予严厉惩罚,才能制止他们继续为恶,才能制止腐败的蔓延。能否真正惩治腐败,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巩固,所以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开明君主,都有严惩贪官的措施。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不但认识到了严惩贪官污吏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采取了许多令百姓拍手称快的严厉措施,而且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操作方法。“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14](p.1)董仲舒认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城,其用一也。”[15](p.9)隋朝思想家王通也颇为赞同上述以德化人、以刑禁贪、以教为本、以刑为用的人治思想。司马光对这种宽严相济、教刑并用的思想作过明确而详细的表述。精通中国历史的毛泽东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观点就是对“以教为本、以刑为用”传统思想的进一步阐发。惩罚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需要以教育为主、以刑为辅的整风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党中央就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于1950年6月发布了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的决定。同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坚决肃清恶霸作风》中严厉指出:对于为非作歹的干部,“除进行严格教育外,对于情节严重屡教不改者,应该立即撤销他们在政府机关中所担任的职务,交付法律审判,以法治罪。如果是共产党员,还要开除他们的党籍”。基于对官僚主义、贪污浪费等腐败现象的警惕和愤慨,建国以来,我党一方面连续不断地发动群众政治运动加以惩治。另一方面又始终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对全体党员干部坚持不懈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搞“不教而诛”。建国五十多年以来,党中央对犯有腐败行为的人,始终采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给以改过自新的机会。

      三、传统文化与执政党思想建设结合的现实需要

    在党的思想建设中,除了继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外,要强调思想素质教育。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历史,人们总是在不停地反思,对于我们传统的思想文化,我们不能够完全追随“五四”的反传统态度,割裂历史将无法成就永久的事业。必须反思“五四”传统,重新关照我们的传统文化。文化传统是我们整个民族心理思想结构中不可抹杀的一部分。应该考虑用传统文化来补充我们传统的思想教育的规范和模式。
    中国共产党产生于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这块土地上,其主体也就是全部党员都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尽管是在批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尽管在理性上可以用现代理论武装起来,但在无意识层面上仍然潜在地显现出传统文化的影响。从党员主体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对党的思想建设的意义所在。

    (一)中国传统文化既是党的思想建设的历史前提,也是党的思想建设的现实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形成的文化积累,它不仅以程式化的经典文献、制度等客观形式存在着,而且广泛地以长期历史过程中积淀而成的民族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价值系统、伦理规范、行为方式、审美情趣等主体形式存在着。这些文化积累以生物遗传和社会遗传的形式时代延续,已经深深地融化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内化为人们的一种心理和性格,并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制约社会历史发展,甚至人的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因此,承袭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已经构成为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成为中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思想建设不能置身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文化之外,而只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上进行。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6](p.603)我们党进行思想建设,也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创造活动,传统文化则是这种历史条件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传统文化制约着党的思想建设,成为党的思想建设的历史前提。
    共产党员也是生活在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环境中,根据各种不同的风俗习惯、情感模式、价值观念来界定自己行为取向的。当社会化过程中把传统文化内化为人的精神素质时,便赋予了主体以一定的思想、观念、性格、感情和倾向性。所以党员也不能避免带着一定的倾向从事活动,其自身的文化素质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并熔铸于活动的结果中,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支配着党员的行为方式和一切价值取向,成为党的思想建设的现实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既是党的建设的历史前提,也是党的思想建设赖以进行的现实基础,那么,它必然影响着党的思想建设,这种影响是通过党员个体的中介来实现的,具体表现为:
    第一,有意识的继承与无意识的渗透的交织。有意识的继承,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引起党员的主观意识活动而被其意识所掌握,形成新的意识,这种影响是通过教育和学习传统文化的方式达到的,其特点在于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倾向性。无意识的渗透,是指中国传统文化通过一定的间接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对党员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发生作用。生活在文化传统中的党员,其思想意识无不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其中绝大部分是间接的、不知不觉地接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影响的结果就使党员在活动中无意识地遵循着一定的方式、习惯及行为模式,这些方法、习惯及行为模式,有的可以变为清晰的意识,更多的则仍然是无意识的。
    第二,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行为和心态文化一旦形成,就深深地潜藏于人们的灵魂深处,成为相对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对党的思想建设长期产生影响。但是,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并不排斥其变动性的一面。从纵向透视,传统文化又是不断凝聚、不断被否定、又不断创造的一个动态系统。因此不同时期,将会有不同的传统文化作用于党的思想建设。
    第三,积极效用与消极效用并存。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两面体,本身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其色调也是多种多样的,一方面,它包含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如刚毅奋进、礼让互助、克己奉公的精神;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见贤而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意识;“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情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等等,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党的思想建设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包含着一些消极和落后的因素,尤其是等级服从心理、家长作风、小农意识、宗法观念,这些将阻碍党的思想建设的顺利进行,对党的思想建设产生消极影响。

    (二)搞好党的思想建设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个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16](p.51)这就是说,人类的每一代都会面对而且要“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其中包括传统文化。但是,这里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利用,一方面是“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即继承传统,发扬传统;而另一方面这种“继续”又是“在完全改变了条件”下进行的,条件完全改变,那么继续、继承、发扬,也就不会完全一切照旧,而会“走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必须采取这样的态度。党的思想建设之所以需要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因为:
    首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党的思想建设的基本内容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党员、武装党员的头脑,而马克思主义要为全体党员所接受、所掌握,就必须把它由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使之具有中国的民族风格和气质。马克思主义是开创人类新时代的崭新文化形态,它不是属于哪一个民族或哪一个地区,而是属于全世界人民的新文化,简单地把它归结于西学是不恰当的。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从西方传入的,毕竟是产生于西方的一种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艰巨任务。早在1938年秋,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就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p.534)。他还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里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要不断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使自己内容上更加充实、完善起来;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博奥精深的理论学说,必须带上鲜明活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质,才能为中国大众所喜闻乐见。毛泽东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使马克思主义带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乡土气息,使人倍感亲切。这种做法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有利于群众更好的掌握理论,并运用于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向深度发展,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指导中国的革命活动,最重要的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学理上的内在联结。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真正生根、开花、结果,才能达到党的思想建设的预期效果。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特色”是深植于民族的历史发展和传统文化之中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无产阶级政党,它必须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者和一切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继承者,才会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事实上,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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