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都不可能不考虑他们原有的社会文化制度，不可能不考虑原有的文化精神、文化传统，而不同的社会文化有不同的历史个性，它就像社会有机体的基因一样，延续为各个民族独特的个性和有特色的社会共同体，这种基因也必定会注入该民族的政党组织，从而赋予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以独特的民族特色。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来不仅保持了中华民族的世代延续和发展，而且曾经抚育了中华民族优秀的品质和气质。今天它仍然是民族团结、社会统一不可缺少的纽带，是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精神力量，也是党的思想建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因此，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既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客观要求。党的思想建设如果离开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就会失去历史的依据，脱离本民族精神的依据，变成一种外在的强力，成为一种外来的“移植物”。
再次，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抵制西方文化渗透、净化党的思想建设外部文化环境的需要。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引进、翻译、出版了大量有代表性的当代西方学术理论著作，介绍了不少在西方各国具有影响的学术理论思潮，这对开阔我们的学术视野，活跃学术氛围，加强学术理论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党的思想建设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现代西方文化毕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社会矛盾的产物，作为资产阶级的意志形态，无不体现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具有十分明显的阶级性。然而，在过去一些时间，我国学术界、理论界、出版界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文化时，忽视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予以鉴别、分析、研究和批判；客观介绍较多，但也存在介绍“精华”时面面俱到，涉及“糟粕”时轻描淡写，追求新、奇、怪，对自己介绍的东西生吞活剥，一知半解，消化不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上述不良倾向，对少数党员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价值取向、文化意识和生活方式，也不同程度地有潜移默化的作用，甚至导致了他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和政治观点的倾斜。一部分共产党员忘记了自己党的理想、宗旨，而强调自我，推崇个人，奉行享乐主义，用“一切向钱看”衡量一切，为政不廉，以权谋私，腐化堕落。要抵制和克服西方文化对党的思想建设的消极影响，除了强调系统的、严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之外，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则是一条重要途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近现代西方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有许多足以抵制西方文化消极影响的积极因素，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整体意识、道德价值取向、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艰苦奋斗、节俭不奢的传统，正是对西方文化的个人本位、功利取向、悲观主义、享乐主义的否定。所以，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去抵御西方文化对党的思想建设的消极影响，这也是搞好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搞好党的思想建设必须设法克服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影响，设法解除落后的传统文化。小农经济和家庭本位的生活方式，以及专制主义的官僚政治和专制主义文化，养成了中国民众许多根深蒂固的陈旧习惯和腐朽作风，这些陈规陋习随着历史的进程也逐渐积淀到人们的心理之中，形成了一种社会心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着阻碍作用，也将有形无形地影响党的思想建设。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今天，我们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对影响党的思想建设的落后传统文化尤其要进行严格和认真的清算，这是因为：
第一，落后的传统文化将使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扭曲和变形。任何一种思想体系，要在中国传播，必须经过中国文化的重构，这就可能混进杂质，造成原来思想体系的扭曲和变形。由于我国传统文化是在封建社会形成的，它的封建伦理本位、缺乏竞争和中庸观念、缺乏民主传统、以及重直觉体悟、轻逻辑论证、宗族血缘的乡土依恋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起着扭曲和变形的作用。例如，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17](p.406)这就是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理解它的精神实质，掌握它的基本原理。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非常讲究对经典的解释，当马克思主义传到我国后，有些人便习惯地将马克思主义当作“经典”，当作教义，搞“注释”、“解说”、“浅说”，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阻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丰富和发展。又如，马克思主义是非常重视物质利益的。恩格斯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18](p.537)，马克思也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8](p.103)。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义利分离，重义轻利，把讲“利”的统统称为小人，所以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便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义轻利原理来重释，结果把讲物质利益斥为“物质刺激”、“金钱挂帅”，是“资本主义复辟”等。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并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不免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扭曲或变形，有的人对此看得很严重，并因此而悲观失望。其实按照解释学的观点，这种情况的发生是正常的，无论是一个民族或是一个人，在接受一种新的思想、新的文化之前，头脑都不是一块白板，因而它对新思想、新文化的理解和接受程度，都不免要受到由头脑中本有的东西所决定的“视界”的局限。因此，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清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党的思想建设的影响。
第二，落后的传统文化将不利于党员接受新思想，实现观念更新。恩格斯曾经说过，传统有时表现为一种惰性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不但禁锢着人们的头脑，而且本能地排斥新思想、新观念。传统文化毕竟是过去的、历史的东西，与今天党的思想建设的要求之间必然存在冲突和矛盾，如等级观念、家长作风就会阻碍民主意识、民主作风的形成；保守心理、中庸观念将阻碍竞争意识、进取精神的形成；因循守旧、不求变革的心理将阻碍创新意识的形成；狭隘排外、妄自尊大的心理将阻碍开放意识的形成。因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将不利于党员接受新思想，形成新意识，从而实现观念更新。而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思想文化的潮流不断涌现，党员要紧跟时代步伐，适应时代的要求，把握时代的脉搏，做时代的弄潮儿，就必须不断地更新观念，接受新思想。观念更新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因此，党的思想建设要注意清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
第三，传统的价值观有助于克服落后的传统文化对党员思想道德素质的不良影响。党的思想建设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同时还要注意党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党员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参照体系依然是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判断，甚至直接源出于传统的价值观，如位居庙堂则“清正廉法”、“克己奉公”，身在江湖则“位卑忧国”、“匹夫有责”，对待同志“与人为善”、“信守诺言”，对待生活“居安思危”、“勤俭节约”，对待名利“取之有道”、“舍利取义”，对待邪恶“疾恶如仇”、“伸张正义”，报效国家“以身殉国”、“杀身成仁”，坚持原则“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追求理想“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等等。同时，也应该考虑把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自足的思想体系，反思其对于我党的思想建设的意义。传统儒家文化的治道是一种教化形成，它也包括法治、刑政，但主要是通过礼乐教化提升每一个人的人格。以礼节民，以乐和民，礼乐刑政，相辅相成。通过礼乐教化提高百姓的素养，纯洁人心，成就每一个和乐庄敬的生命，达到理想的胜境。传统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仁、义、礼、智、信”五德，儒释道的许多智慧，提供了天、地、人、物、我之间相互和谐，以及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共存互尊的资源。其化常之道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助于社会的秩序化、和谐化和规范化。
四、警惕传统文化对执政党思想建设的不良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并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培植了我们的民族精神；传统文化的糟粕和民族文化的不良传统形成了我们的国民劣根性。我们要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良部分，同时，还要特别警惕传统文化对执政党思想建设的不良影响。
（一）“官本位”观念。“官本位”的等级观念，是在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形成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陈腐的社会意识。至今，“官本位”的等级观念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和社会现象还在顽强地表现着。一些官员和领导干部由于放松世界观的改造和党性锻炼，自觉不自觉地做了这种“官本位”等级观念的俘虏。于是跑官、买官、卖官的现象出现了；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骗取荣誉和职位的现象出现了；以权谋私的现象出现了。而要铲除“官本位”的等级观念，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在一切工作中，都要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任务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端正对群众的态度，增进对群众的感情，提高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自觉性。
（二）封建专制。我国传统文化漫长的历史是伴随着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逐渐形成并稳定下来的。以专制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曾经并且仍然对我们的政治生活有很深的影响，对一些根深蒂固的陈旧习惯、腐朽作风和错误观念，必须进行彻底的清算。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19](p.332)封建专制主义残余产生了特权现象，某些干部脱离群众，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搞特权，特殊化，腐化变质，堕落为人民的罪人。某些干部，所到之处，迎送吃喝，交通封锁，大肆宣扬，不可一世，这些都给党的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这就要用传统的廉政思想、民本思想等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同时也要完善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等程序和制度。
（三）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封建官僚政治的重要产物。“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20](p.327)挖掘官僚主义在深层文化和机制方面的成因，警惕传统文化中的不良影响，是一项重要工作。与官僚主义现象作斗争，要健全干部正常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制度，要赏罚严明，精简机构，避免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的现象。除了这些制度上的硬控制外，还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思想教育和自我改造。
（四）人治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伦理化的特征。许多政治、哲学、道德、审美等观念的产生，都是以“礼”为起点和轴心的，它要求人们在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中注入所处的社会环境，极力维系平衡和谐的秩序。其价值观念，也有伦理化的特征。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和家庭本位的生活方式，“农业——宗法”式的社会结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征，在古代社会中，血缘宗法关系严重地制约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并且通过深层的心理积淀，仍然有形无形地影响着党的思想建设。重血缘关系产生了“任人唯亲”的封建官僚政治，并且各种环境都有这种血亲关系的影响，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于是，产生了“裙带”关系的复杂人情网络。因此，昏庸无耻、贪赃枉法的人，也可以混迹官场，还造成了腐败之风的猖獗和宗派主义的流行，行贿受贿、拉帮结派，以至践踏法律、公然违纪。而“看面子”、“拉关系”、“走后门”则成为人们的“日常行为准则”。太重人情，以致情大于法，以人情治而不以法制治。中国这种人治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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