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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养廉的科学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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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8: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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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其他阶级的欣然同意”。
在葛兰西那里，“文化领导权”的思想是以获取与稳固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合法性为主旨的。他认为，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得领导权不仅是一个阶级夺取政权、确立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方式，而且也是衡量一个阶级的统治是否成功的标志。也就是说，葛兰西并不否认政治统治(强制)作为一种行使政权的方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必要性，但他更强调借助于非暴力、非强制的文化领导权所产生的权威，这种文化领导权的权威本质上要做到公正、公平、民主，这也就是“廉”文化理念核心要素，它不仅能够为政权存在的政治合法性赢得普遍认同与支持，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能够为政权的存在提供深层的文化和道德的感染力。 (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廉”文化是执政党保持先进性的文化基础
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斗争环境。革命时期和建国后的一段时间，他是非常清醒的。1943年，他把郭沫若写的关于李闯王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中共整风的必读文献，就表现了他要从李闯王打下北京后因腐化变质而走向覆亡的历史教训引以为戒的远见卓识。建国前夕，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告诫人们：“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改革开放以来，“廉”作为执政党保持先进性的核心理念之一，不断被强化。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事物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一些腐朽反动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逐渐侵入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领域，侵入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廉”文化建设是关系到党的改革开放事业成败的大事。针对这一状况，江泽民、胡锦涛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建设和谐社会，使“廉”文化成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执政党保持先进性的文化基础。
四、实现政治“廉”生态的文化途径
政治“廉”生态，就是不谋私利的政治文化环境。什么是实现政治“廉”生态的文化途径?在上述的讨论中，笔者认为：文化途径就是在理解“廉”文化的理论、信仰和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的基础上，构建实现“廉”的制度文化、社会文化与政治文化。
(一)“廉”的制度文化建设：行政伦理法制化
制度文化主要是指凝结了文化精神的社会制度。它是社会精神的格式化、具体化和实在化，它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宗教、婚姻等方面的制度。“廉”的制度文化建设不同于“廉”的制度建设，因为制度文化是制度体系中的文化综合体，是一些具体的制度抽象文化精神表述，因而不能等同于具体的制度。
在“廉”的制度文化建设中，行政伦理法制化是一种重要的文化途径。行政伦理法制化实质上就是把“廉”的道德教化转化成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是把法律规范转化成人的内在价值和行为准则的构想，而“廉”文化一旦实现了这种转化，它就已经不再是德性教化，就已经是作为道德价值而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了，成为一种来自于法律和由法律转化而来的道德规范，在我国目前实践的“引咎辞职”是利用刚性制度加强自律的，它其实就是“廉”文化法制化的自律精神。
具体来说，实现行政伦理法制化，就是要培养“廉”法律心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都把“廉”作为传统吏治道德的核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产生了大量的廉论，如邓牧论君官吏的文书和浩谕，清朝实行的养廉银制度等等。这些事象的汇拢与集合，构成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中国“廉”的制度文化体系。当前执政党应该对这些优秀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吸收，在“廉”的制度文化建设中，实现行政伦理法制化既不同于封建社会的“清官文化”，也不是简单地等同于过去的思想教育。这种“廉”的制度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廉”文化，是对我国“廉”文化积淀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包括对西方文化中有益成分的借鉴与汲取。
(二)“廉”的社会文化建设：舆论道德教化常态化
“廉”的社会文化是指以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关于廉洁的思想、理念、制度和行为方式的总和。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就是廉洁文化与腐朽文化斗争的舞台，故《韩非子·奸劫刹臣》云：“不以清廉方正本法，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显然，若让腐朽文化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社会风气就会败坏，在这种情况下要形成领导干部的优良作风就会如同逆水行舟，困难重重。
在“廉”的社会文化建设中，舆论道德教化是一种重要的文化途径，要实现常态化必须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优化舆论道德教化群体氛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社会群体即由身份相同、地位相似和处境相近的人群构成。群体内部通常交往密切，声气相通，在认识与行为方面相互影响很大，相互间的监督也最为有力。因此大力弘扬廉洁文化，切实进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活动，营造必要的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的良好氛围，必将使领导干部群体的氛围得到优化，使少数腐败分子受到更多的监督、更大的约束、更强有力的抵制，以致伸手必被捉。在这样的群体中，个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除了有正确的观念作基础外，更多了外力的约束，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就有了更强大的保证。
第二，净化舆论道德教化家庭环境。家庭是个人的私密空间，是私人生活的场所，一个人的观念认识和行为方式往往直接地受到家庭的影响；也往往会无掩饰地层露在家庭中，因此家庭环境对领导干部生活作风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因此，扩大廉洁文化的阵地，加强廉洁文化的影响，大力推行廉洁文化进家庭，净化家庭环境，已当其时。将廉洁文化和家庭紧密结合，有效地发挥二者对个人作风尤其是生活作风的双重力量，腐败就更加无处藏身，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就具备了更为强劲的动力，党的整体作风的改进也相应地有了更强大的推动力量。
(三)“廉”的政治文化建设：培养正确的权力观念
在政治文化的语境中，“廉”具有典型的民主性、广泛的人民性、鲜明的时代性等特征，然而，其最基本的特征是针对权力的指向性。古语云：“廉非为政之极，而为政必自廉始。”(宋·林逋《省心录》)因此，，加强和完善“廉”的政治文化建设必须要培养社会权力管理者正确的权力观念。
在“廉”的政治文化建设中，培养正确的权力观念是一种重要的文化途径，权力具有二重性，既可以为民造福，又可以为已谋私。保证权力不被当作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工具。重要的一点在于掌权人是否能够廉洁自律、秉公用权，有正确的权力观念。
第一，要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权力民授”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人民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政治权力应当为财富的创造者、历史的推动者人民群众所拥有。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明确，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权力的运用必须体现人民意志和愿望，所有的领导干部只能掌权为民，绝不能以权谋私，这是领导干部必须坚持的行为准则。
第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基础上，建构优秀的政治“廉”文化。一是权力就是服务的观念。领导干部为民排忧解难，并不是个人权力的体现，也不是对百姓的恩赐，而是一种职责的约束、岗位的要求。因此，不应把手中的权力当成命令群众的法宝，而应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强烈的服务意识，而不是权力意识。二是权力就是责任的观念。权力与责任是密不可分的，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作为领导干部不应只把眼睛盯在权力上，似乎有了权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还应看到权力背后所凝结的责任。现实生活中一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并非因为无权，恰恰是由于权力的使用者失去了责任感所造成的。他们看重权力而漠视责任，只想当官，不想做事，使权力没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因此，领导干部必须把权力与责任统一起来，真正做到秉公用权、为民尽责。三是权力就是奉献的观念。权为民所用，意味着牺牲和奉献，它与任意索取、肆意豪夺相对立。因此，作为公仆，就必须廉洁奉公，而不能借用权力损公肥私。要想发财，就别当领导干部，要当领导干部，就要肯于付出，勇于牺牲，积极维护人民的利益，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人民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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