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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养廉的科学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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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8: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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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这一概念演进至今其内涵博大精深、外延恢宏宽广，但古往今来的文化总是按照一定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所形成的人文标准发挥其“化成天下”的特殊功能，潜移默化地进行“文治教化”。从本质上说，我国“廉”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一种制度文化和一种社会文化。在当代中国，“廉”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理论来源和组成部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弘扬“廉”文化。
[关键词]“廉”文化；文化养廉；科学内涵
文化的本义最初是指人文教化。西汉著名学者刘向在《说苑》中写道：“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据考证，这是“文化”一词首见于典籍，主要是指“文治教化”。胡锦涛提出的“为民、务实、清廉……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的思想，是我国“廉”文化的核心要素，它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文化、一种制度文化和一种社会文化。在当代中国，“廉”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理论来源和组成部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弘扬“廉”文化。
一、“廉”的文化溯源
据笔者考据，“廉”字最早出现于《仪礼乡饮酒礼》：“设席于堂廉东上。”(清·胡培晕《仪礼正义》)《现代汉语词典》对“廉”有五种解释：(1)廉洁，清廉：不损公肥私，不贪污；廉洁奉公。(2)(价钱)低、便宜，低廉。(3)廉洁；不贪。(4)便宜；价钱低。(5)考察；查访。由此可见，作为形声字的“廉”，其本义与建筑物有关，是指堂屋的侧边，其特点是平直、有棱、敛缩等，后来又引申出清廉(清白廉洁)；廉吏(廉洁的官吏)；廉白(廉洁)；廉公(清廉公正)；廉介(廉洁耿直)；廉慎(清廉谨慎)；廉节(清廉而有节操)；廉让(清廉逊让)；廉简(清廉简洁)；廉秽(清廉和贪秽)；廉辨(指清廉明辨)；廉按(查究)；廉察(视察，查访)；廉举(即察举，汉代官员选拔的一种制度)；等等。可见，“廉”是一个形容词，与人的品行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廉”逐渐演化为一种道德观念和准则。
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和准则，“廉”最早见于《周礼》。平治官府之计有六事：“一日廉善，二日廉能，三日廉敬，四日廉正，五日廉法，六日廉辩。”(《周礼·天官家宰》)“六廉”的具体含义是：“廉善”指善于行事，能获得公众的好评；“廉能”指能行政令，较好地贯彻政令；“廉敬”指不懈于位，尽职守责；“廉正”指公正廉直，品行端正；“廉法”指刚正不阿，守法不失，执法不移；“廉辨”指足智多谋，头脑清楚，办事干练、果断，决不疑惑。而要做到这一切，又必须“以廉为本”。“六事”都离不开一个“廉”字，体现出“廉”为做官之本和考察之要的基本精神。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就把“廉”作为为官者的一种品德和准则，这表明“廉”是为官之本，一个官员必须具备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等品格才算?廉。
二、传统政治文化语境中“廉”的基本内涵
在传统政治文化的语境中，“廉”主要指的是忠于国家、忠于职守、勤于政事、扬清激浊、办事公道、救危助困等官吏要具备的基本职业道德，又指应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养成权力道德，如清正廉洁、诚实无私、遵纪守法等，通过突出道德教化来唤醒官员的良知和责任感，从而远恶近善，不去违法，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这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为政以德
为政以德的“德”不是德治中的“德”，而是指官吏所具备的社会、自身、职业道德，也就是官德。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德”历来被视为贯穿于整个政治文化体系的重要内容，道德修养成为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而道德修养的最终旨归却逾越了个体的界域，引伸向对国家、天下的关怀。“为政以德”便成为儒家对政治生活所有主张的中心意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一贯倡导的。这“四事”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关系，孔子认为，任何一个统治者和行政官吏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要起到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如何才能做到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发挥表率作用呢?那就是要通过不断地“克己”、“修己”。坚持不懈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颜渊》)，来努力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逐渐把自己培养成一位具有“仁”的高尚品格与情操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违背“仁”的君子。于是，统治者和行政官员就能做到“弗畔矣夫”(《论语·雍也》)。在此基础上，再做到“见贤思齐”、“择善而从”(《论语·里仁》)，于是他们才有可能使自己成为一位严于律己，“欲而不贪”(《论语·尧曰》)的能“正其身”的清正廉洁者。唯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成为全国老百姓的表率，收到“其身正，不令而行”(《论语·子路》)的良好“德治”效果。
(二)克己奉公
为官者如果克已奉公，以治国安邦、经世济民为己任，“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就能恪尽职守，不贪赃枉法，为朝廷效力，为百姓办事，留下好的政绩，这样的人史书上称为“循吏”。战国时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追求真理，推行美政，锐意革新，救国救民，“虽体解吾未变”、“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离骚》)，源于他“幼清以廉洁”(屈原：《招魂》)的高尚品格；宋代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有“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宋史·岳飞传》)的深刻认识和信念，因而才能有精忠报国的行为；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操，方能成为廉洁为民的清官。自古以来，人们不仅把为官清廉当成一种道德理想来追求，同时也把它作为为官立政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来要求。宋代包拯指出：“廉者，民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孝肃奏议集·乞不用赃吏》)清人汪辉祖也说过：“官之得民，要在清、勤、慈、惠；幕之爱，要在廉、慎、公、勤。”(《佐治药言》)要做到清正廉洁，一个最基本的途径就是要严格自律，慎独慎微，对此，早在先秦就有“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尚书·旅獒》)的论述，《大学》《中庸》都强调要慎独慎微，“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必慎其独也”，就是说即使在人所不知的情况下也要认真对待不能有丝毫放松。
(三)清廉守正
清廉守正，是廉洁的基本要求，因为官吏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权力，具有贪的各方面的诱惑和条件，保住不贪，也就守住了为官为政者不至于滑向道德堕落的底线。为了做到不贪，孔子强调要见利思义，做到“三戒’’，即年轻时戒贪色，壮年时戒逞强，年长时戒贪利(《论语·季氏》)。孟子提倡要“寡欲”和“养浩然之气”，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膝文公下》)。这更是道出了为官者应有的境界。而贪污历代都被认为是为官之首恶。南宋真德秀在《西山政训》中指出：“凡名士大夫者，万分廉洁，止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它美，莫能自赎。”清代雍正和康熙二帝告诫群臣“治国莫大于治贪”，“治天下首在惩贪治吏”，在《康熙政要》中，关于惩贪倡廉的言论和举措俯拾皆是。反观因贪污导致败名丧德、亡身覆宗者，历代更不乏警训。对此，元代张养浩曾深刻地指出，为官者“既受命以牧斯民矣，而不能守公廉之心，是不自爱也”(《三事忠告·牧民忠告》)。
(四)正身率下
古代治理国家，能否使全国保持良好的政风和社会风气，与各官吏的作风密切相关。只有这些人切实做到正身率下，严以律己，作出表率，才能化成民风。孔子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汉代桓宽指出：“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贪鄙在率不在下，教训在政在民也。”(《盐铁论·嫉贪》)唐太宗主张要通过上层节制来影响下面：“且君子之化下，位口风僵草，上不节心，则下多逸志。”(《帝范·务农篇》)古代清正廉洁的官员，不仅律己甚严，给下属树立榜样，而且对自己的亲属特别是在对子孙后代的教育管理方面，也有颇为严格的要求，他们不愿意利用国家给予官家子弟在政治经济上的种种特权，让后代子孙养成贪图安逸享受的习惯，而是着眼于通过自身的努力把子孙培养成为有用的人才。古人在管教亲属方面，提出“官不私亲”(《慎子·君臣》)的重要原则，不许政府官员利用权势为亲属谋取私利，不许私自重用自己的亲族。要依法办事，对于犯有错误或罪行的亲族，也要严加处理。
三、“廉”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
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化，列宁在1920年就对其进行过界定。他《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政治文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使他们有本领战胜谎言和偏见，能够帮助劳动群众战胜旧秩序，建设一个没有资本家、没有剥削者、没有地主的国家。”那么，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的语境中，“廉”文化的重要性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
(一)“廉”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核心思想理念之一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廉”文化的表述。在1871年出版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除了检讨巴黎公社在军事上的决策，以及政治上、经济上的种种措施的成败得失外，还提到了“真正的民主”、全民投票和一切公职人员都应当成为公社的勤务员，以及公职人员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等重要思想。此外，为了防止社会的腐败，他提出公社的官吏应“处在公社的监督之下”，他们“不能够像在旧的国家机器里面那样使自己凌驾于现实社会之上”而应“处于切实的监督之下”。
恩格斯在为柏林《前进报》出版的纪念版的导言中曾经特别指出：以往的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他还指出：美国的两党轮流执政“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统治和掠夺国民的”，并以此为例说：“美国人在最近三十年来是如何千方百计想要摆脱这种难堪的桎梏，可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愈来愈深地陷入到贪污腐化的泥沼中去。”与此形成对照，“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
(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进程中，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文化领导权”概念本质上包含了“廉”文化思想
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列宁特别强调政治领导权，认为无产阶级必须依靠暴力革命来夺取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权。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进程中，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领导权”思想，他指出“领导权主要是标志一些阶级同其他社会力量关系的范畴，一个获得了领导权的阶级是一个经由政治和思想意识斗争同其他阶级和社会力量建立起联盟的阶级，并在这个联盟中它的领导[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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