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为理论基础,对奈保尔2004年新作《魔种》与此前的作品《半生》进行比较分析来探寻奈保尔本人的双重文化身份所导致的双重视角,以及由此产生的身份危机。对奈保尔的创作作出了相对客观的评介,指出后殖民作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无法真正地、彻底地走出文化流亡者的窘境,也没能突破其独特文化身份的局限。对于奈保尔创作陷入瓶颈的原因作出了合理的解释, 留下了进一步思索和探求的空间。
关 键 词:奈保尔;文化流亡;《半生》;《魔种》;世界性
Abstract:Based theoretically on Said's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 the Magic Seeds as Naipaul's latest work in 2004 and the Half a Life as his previous one are discussed comparatively to explore his double cultural perspectives resulting from his own bicultural identity and his identity crisis thereupon. A relatively objective comment upon Naipaul's literary creation is thus set out, where the common problem most post-colonialism writers are facing to is found, i.e., they can not really and thoroughly walk out of the dilemma of cultural exiles and fail to break through the restriction on their unique cultural identities. The paper tries to give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for the reason why Naipaul's creativity is on the horns of a dilemma with a space given for further reflection and exploration.
Key words:Naipaul; cultural exile; Half a Life; Magic Seeds; worldliness
印裔英国文学大师V.S.奈保尔(V.S.Naipaul)在沉寂了几年之后,于2004年推出了他的新作《魔种》(Magic Seeds)。在接受印度媒体的采访时,奈保尔表示:“我真的老了,而写作需要巨大的精力,《魔种》将成为我的最后一本书”［1］。这的确是个令评论家和读者都感到意外的消息,作为后殖民作家的杰出代表,奈保尔的创作生涯将近50年,在获得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以前,就已收获众多荣誉。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辞这样评价他:“维·苏·奈保尔是一个文学世界的漂流者,只有在他自己的内心,在他独一无二的话语里,他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家。”［2］国内的相关研究也在他获奖后逐渐增加,尤其是已有中文译本的《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 Biswas, 1961)和《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 1979)两部小说。
《魔种》实际上是奈保尔的前一部小说《半生》(Half A Life, 2001)的续集,在故事情节和创作思想上都与其保持了一致,因此无法孤立地来看待这两部作品。在《半生》和《魔种》中,奈保尔以艺术的形式对自己多年的文学生涯进行了总结,他的“寻根”主题又一次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运用萨义德(Edward W. Said)提出的有关“流亡”知识分子的文化理论来分析这两部小说,我们发现与书中的主人公威利·萨默塞特·钱德兰奈一样,奈保尔本人的双重文化身份导致双重视角,产生了文化身份的危机,最终陷入文化的无根与流亡的状态。尽管奈保尔一直在坚持不懈地追求自我的精神家园,努力寻找着自己的文化身份,却无法走出文化流亡者的窘境,一直徘徊在自己划定的圈子内,未能找到新的突破口,他的创作也因此陷入了低潮,在年逾古稀后宣布封笔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一、 文化流亡:一种隐喻的情境
有关奈保尔的研究,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后殖民作家的文化身份;与之相关的,还有后殖民文学的“流亡”性。曾有评论家指出,奈保尔等人并非是出于政治、宗教等人为因素离开故国,因此算不上“流亡”。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流亡”,对于以奈保尔为代表的后殖民作家来说,只是一种隐喻的情境。他们自愿离开家乡,来到西方社会学习、生活,最后定居。从文化的角度来衡量,“流亡”指的是一种文化生存状态。萨义德在他的《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 1994)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来探讨知识分子的流亡问题,并把他们称为“放逐者与边缘人”。与奈保尔相似,萨义德也是一位来自第三世界的流亡者,受过西方的高等教育,并在西方的高等学府中任教。在他看来,“流亡既是个真实的情境,就我的目标而言也是个隐喻的情境”,“流亡就是无休无止,东奔西走,一直未能定下来,而且也使其他人定不下来。无法回到某个更早、也许更稳定的安适自在的状态;而且,可悲的是,永远无法完全抵达,永远无法与新家或新情境合而为一”［3］48。萨义德对于流亡的描述,和奈保尔的作品《抵达之谜》(The Enigma of Arrival, 1987)不谋而合。在这部自传体的小说中,奈保尔通过意大利画家一幅名为《抵达之谜》的画作,以“一种间接的、诗意的方式”,表达出了“自己体验中的某种东西”［4］。这种“永远无法完全抵达”的状态,正是文化流亡生活的真实写照,也贯穿于奈保尔的整个文学创作之中,在《半生》和《魔种》中也是如此。
对于流亡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并不缺乏物质上的享受,最大的困惑来自于精神文化生活,他们不断追问自己“我是谁”、“我来自于何方”的问题。萨义德曾撰文写道:“多数人主要知道一种文化、一种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种”,他把这种感觉比喻为“寒冬心灵”,并借用音乐的术语“对位的”来形容。流亡就是“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以外的生活”,是“游牧的、去中心的、对位的;但每当一习惯了这种生活,它撼动的力量就再度爆发出来”［5］。文化流亡者往往缅怀某种已经失去了的联系,在创建某种新的文化联系时又无法真正融入其中。对于他们来说,新的文化身份永远处于产生过程之中,双重文化身份造就了他们的双重视角,而后者又令他们更加难以完成文化身份的认同。对此,萨义德这样说:“因为流亡者同时以抛在背后的事物以及此时此地的实况这两种方式来看事物,所以有着双重视角,从不以孤立的方式来看事情。新国度的一情一景必然引起他联想到旧国度的一情一景”［3］54。任何真正的流亡者,“一旦离开自己的家园,不管最后落脚何方,都无法只是简单地接受人生,只是成为新地方的另一个公民。或者即使如此,在这种努力中也很局促不安,觉得几乎不值得这么做”［3］55。关于文化身份,他更是有着精辟的论述:“身份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于何方,我们是什么对于流亡者来说难以维持,……我们是‘他者’,是个对立面,是再次定居的几何图上的瑕疵,是个流放者。沉默和谨慎遮掩着伤痕,身体缓慢地摸索前行,慰藉着失落的叮痛”［6］。文化流亡者的窘境,就在于他们文化身份的危机,在于他们文化上的无根和流亡状态。萨义德认为,流亡知识分子应该充分地利用这种“文化局外人”的角色,打破政治和立场的局限,对处于中心地位的权势讲真话,在边缘地带形成自己的话语。
二、 《半生》:无奈的“寻根”
在《知识分子论》中,萨义德对奈保尔进行了具有很强个人色彩的评价,“就某个程度而言,早期的奈保尔也是一位现代知识分子流亡者。这位散文家和旅游作家偶尔住在英国,但一直漂泊不定,重赴加勒比海和印度寻根,在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瓦砾堆中筛选,无休止地评断独立国家和新的真信者的幻想与残暴”［3］49。同时萨义德也中肯地对奈保尔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小结。《半生》出版于奈保尔获奖当年,加上与上部小说相隔七年之久,所以引起了许多评论家的关注,包括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J.M.库切(J.M.Coetzee)。
《半生》是奈保尔的又一部自传性小说,分为“来自萨默塞特·毛姆的访问”、“第一章”、“第二次转移”三部分,分别由三个叙述者来讲述三个不同时间和不同背景下发生在印度、伦敦、葡萄牙海外省的故事。全书由威利对父亲的发问“为什么我中间的名字是萨默塞特”开始［7］3,揭开了威利“寻根”之旅的序幕。在这本书中,印度的种姓制度再次成为了奈保尔抨击的对象。在父亲的自叙中,奈保尔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对婆罗门的自我牺牲与宿命论思想进行了阐释,这种思想蔑视个人奋斗与努力,却在印度迅速流传开来。父亲为了追随圣雄甘地,企图破除种姓制度,选择了与地位比自己低下的女子通婚。他在税务局工作,经常懒懒散散,小偷小摸,图谋不轨。在他的劣迹即将曝光之际,他逃往寺庙避难,在那儿他发誓保持沉默,反而使他成为了个人英雄。不明就里的英国作家毛姆前去看望他,并把他写进了自己的作品,使他家喻户晓,引来了众多的海外游客,父亲也就自以为找到了一条放弃世俗繁华的道路,过起了自欺欺人、精神贫乏空虚的生活。
奈保尔的笔调充满了嘲讽的意味,作为文化流亡者的他,在自己的第一部关于印度的作品《幽暗的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An Area of Darkness: A Discovery of India, 1964)中,就对种姓制度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认为“阶级是一种奖惩制度。印度的种姓阶级把每个人禁锢在他的身份里”［8］。在他眼里,种姓制度只是一种象征,给每个人的行为贴上标签,没有一个印度人能够彻底摆脱他的种姓根源。在《半生》中威利与父亲一样,自以为已经把人类看透,无法想象会有人与他不同,他嘲笑父亲,认为印度人全都在自欺欺人。被父亲送到伦敦之后,他又把自己的无知归罪于母亲,因为他是“落后分子”所生。于是,“他开始重塑自我,这让他兴奋不已,他开始感觉自己很强大”［7］58。威利从小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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