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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教育,无法对印度教产生认同,伦敦的生活又很快令他厌倦,他开始写作,并因为小说集的出版而认识了阿娜,随她来到了非洲某个葡萄牙的海外省,住了18年之久。
在非洲的殖民地,人们因为血统不同而社会地位不同,阿娜就属于非洲化的葡萄牙人,介于纯种葡萄牙人和混血儿之间。不管到哪里,威利发现他始终生活在所谓的“种姓”之中,他越是想逃脱种姓的桎梏,就越是发现它无处不在。整个故事充满了悲凉之意,奈保尔在书中嘲笑印度的种姓、英国的文明以及晚期殖民地人们的“及时行乐”,他的视角始终是双重的,对待种姓的态度也始终是矛盾的,因为不管是威利,还是他的父母,都因为违背了印度教的种姓制度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了“惩罚”,他们或者陷入迷惘无助,或者抑郁寡欢,被人遗忘。《抵达之谜》中那种“永远无法完全抵达”的感觉弥漫全书,但却显得毫无诗意。奈保尔在访谈中这样形容自己:“我永远是一个外来者:用一个美国词儿,我永远是一个舶来品;所以那是很难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更难。”［9］威利又何尝不是如此,他这个文化的流亡者,用了半生的时间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换来的却是孑然一身。
威利不断在性欲中寻找满足,然而在性方面他也是失败的。成长于印度的他没有任何性经验,他与同学的女友有了第一次性经历,在伦敦他用自己的放浪形骸来和印度的禁欲主义拉开距离。在非洲他被阿娜的朋友格雷莎的性的狂暴所吸引,他对自己说:“如果我至死都不了解这种强烈的满足感,不了解我刚刚从自己身上发现的另一个自我,那该是多么可怕啊”［7］190。他甚至想到了愚昧的印度与无知的父母,“我可怜的父母亲从不曾知道我此刻的感受”［7］191。性经历成为了他进步的主要标志,成为了他用以区别自己和父母的不同之处,但他从中收获的,依然是绝望与无助。他越是想忘掉印度,忘掉关于那儿的一切,它越是不合时宜地出现在他的头脑中。双重视角使得印度和英国在他看来都庸俗不堪,即使是在充满欢笑的殖民地,他也始终无法重建自己的身份,他依然记挂着那个他当年出生、长大的背景。 故事发展到最后,似乎连奈保尔本人也不知道该如何收场,如库切所说,“《半生》更像是将一本名为《一生》的作品一分为二的前半部分”［10］。果然不幸被他言中了,三年后奈保尔真的推出了这本书的后半部分《魔种》。尽管库切对奈保尔很是推崇,认为“奈保尔是英国的叙事大师,在《半生》这部作品中,他的文体干净利落,笔锋犀利”［10］,但他还是毫不留情地指出《半生》有“粗制滥造”之嫌,在创作手法上存在不容忽视的缺陷。《半生》的确是奈保尔重复自己之作,他在书中努力重新塑造自己,作为一个既不属于他自己又不属于过去的流亡者,奈保尔陷入了深深的窘境中而无法自拔,读者也就一遍又一遍地读到了羞愧、耻辱和绝望。
三、 《魔种》:消极的等待
在《半生》的最后,威利离开了非洲,来到了妹妹所在的白雪皑皑的德国,奈保尔的封笔之作《魔种》就紧接着这个结尾展开,他带领着他的读者们,随着威利又开始了第二次旅程,消极与平淡仍是这本书的主要基调。妹妹是个自以为是的左翼电影工作者和暴力革命支持者,在她的催促下,失魂落魄的威利开始寻找生活的目标。经妹妹说服,他同意参加一个印度的革命组织。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他回到了20多年前他逃离的土地,但他的梦想随即破灭了,因为他发现革命组织早已四分五裂了,而自己更是身处心怀仇恨的中产阶级之中,而并非处于原来以为的底层民众之中,根本无法融入印度的他,生活在一如既往的沉闷与乏味之中。他在一次行动中不幸被俘,期待着大赦的到来,但最终被判处10年徒刑,生活空虚依旧。
在这部书中,奈保尔似乎在重新考虑自己原先对于文明和人类的尖刻评价。一方面,像威利这样的文化流亡者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家园与方向;另一方面他却始终无法摆脱社会政治、社会文化对他形成的羁绊。书名“魔种”原本暗示社会政治革命的信念,但这颗“魔种”能否开花结果,实在不得而知。奈保尔继续着他那反讽的笔调,他似乎想说明,像威利这样的流亡者,不管心中有什么样的理想,不管付出多么大的努力,都会受制于政治文化的因素而无法实现。威利后悔他参加了错误的革命,奈保尔是不是也在后悔自己先前的言行呢？
晚年的奈保尔显得自相矛盾,在种姓问题上他更是如此,在《半生》中威利与他的父母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魔种》中的他再次为此得到了“教训”。因为他所参加的革命组织,就是宣称要解放印度种姓制度的地下游击队。奈保尔在接受采访时承认,《幽暗的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充满了缺陷”,其中关于种姓问题所说的东西更是受到了英国思想的影响,他现在对于该问题的看法已经不同,他“理解氏族情感,它在一个大国里的必要性”［9］。在奈保尔看来,大国的前进或萎缩是由其内部力量所决定的,超出任何人的控制。也许是这位文化的流亡者真的累了倦了,也许是奈保尔真的老了,和许多著名作家一样,他在自己晚年的创作中流露出保守消极的倾向,缺乏他原来的力量与深度,他本人对读者似乎也失去了热情和信心。
妹妹求助于威利在《半生》中就已经结识的律师朋友罗杰,把他从监狱中营救出来。威利在伦敦把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与80年代后期的英国进行了一个痛苦的比较,他发现伦敦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而自己的眼光也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在印度和非洲所经历的阶级仇恨,以及他所看到的一些人的贫穷形成了他对英国的重新判断。他再次做出努力,试图融入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的社会中去,但最后还是失败了。他发现尽管英国很富有,但除了粗俗什么都没有,他开始把自己看做是一个“服务于没完没了的监狱审判”的人。威利也罢,奈保尔也罢,都没能跳出流亡者个人狭小的圈子。奈保尔在“伦敦”这一章节对文明进行了长久而沉闷的思考,他斥责英国人的作风,他借罗杰之口表达出他对英国社会现状的看法,包括他对当时的布莱尔政府的不满。然而奈保尔对于现代文明的痼疾又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呢?没有。在他看来,最好的办法似乎就是回到从前的样子,那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就像在印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种姓,都被贴上“标签”一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正是他早年所极力反对与抨击的东西。如书评人泰勒(D. J. Taylor)所说,读者在阅读《魔种》时,应该意识到这本书是关于“作者所知道所认为的真实的东西”［11］。奈保尔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取悦任何人,也不是为了提高名望(他早已不需要了),他只想表达自己,一个文化流亡者的窘境。在《魔种》结尾的时候,威利离开粗俗的伦敦到乡下参加一桩婚礼,在这里威利碰见了《半生》里就认识的朋友马库斯,在《魔种》中马库斯已经成为了一名非裔印度外交官,在《半生》中马库斯就有这个梦想,现在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是书中仅有的闪耀着乐观主义的地方。或许生活中并不完全是悲观绝望,偶尔也会有亮色出现,但这样的亮色在奈保尔看来实在是少之又少。
尽管美国的《出版周刊》在评价《魔种》时说道:“在一个恐怖主义盛行的世界中,奈保尔的作品是必不可少的”,《大西洋月刊》也发出了“当奈保尔说话时,我们聆听”的赞美之词,但《魔种》和《半生》一样,并没有取得任何的突破。奈保尔曾经宣称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已经死亡,他说:“人人都在写长篇小说,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以往长篇小说的不高明的抄袭”［9］。但他还是在两年后回到了这样一种艺术形式之中,并用了两部作品讲述了威利(也是他自己)的故事。早年的奈保尔一直苦于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写作题材,在经过了十多年的努力后,他才发现其实他一直都知道:他的题材就是他自己和他的努力。威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奈保尔本人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身上都反映出了流亡知识分子的困惑与无奈,人生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不断追寻自己的精神家园、苦苦等待但永远也不可能得到的过程。正如库切所说:“如果奈保尔耗尽了自己的记忆资源,他不会枯坐在打字机前,而是会听从心灵的召唤,那么,《半生》就可能成为奈保尔自己的故事。”［10］
四、 结语:奈保尔之后
在当今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中,流亡知识分子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他们的“世界性”上。萨义德早在《世界、文本与批评家》(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1983)一书中,就指出知识分子应该关注文本的世界性,要利用自己“业余者”、“圈外人”的身份,关注政治与权力,以一种“世俗批评”的姿态面对西方的强权话语。在《知识分子论》中,他更是发出号召,面对权势“流亡的知识分子回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而是大胆的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故步自封”［3］57。文化流亡者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应该利用自己的无根性与流亡状态,以一种世界主义者身份来关怀全球文化的发展,对全人类的发展和进步进行思考。早年的奈保尔以一种“倾斜的视角”来看待第三世界的发展与现状,考察第三世界的愚昧和落后,受到了包括萨义德在内的批评家的指责。晚年的他又深深地陷入了文化流亡者的窘境之中,徘徊在寻觅个人精神家园的圈子里,在东方与西方的夹缝中苦苦挣扎,并没有能够以更加宽广的胸怀来面对自己文化流亡者的处境。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奈保尔始终没有把世界性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命题,他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考虑到他的个人经历与立场,也是可以理解的。2003年秋萨义德与世长辞,2004年秋奈保尔又宣布《魔种》将成为他的“绝唱”。我们期待着,在奈保尔之后能够有新的文化流亡者超越文化身份认同的难题,充分利用自己的世界性,以一个彻底的世界公民的立场来看待东西方以及全球的文化问题,像萨义德一样敢于对西方的权势讲真话,最终以探索者的热情和无畏者的勇气走出文化流亡者的窘境。当然,至于究竟什么样的视角才算是世界性的？有没有可能以一种摆脱了自身文化限定的纯粹的世界性来写作？多元文化的视角是否就是世界性？奈保尔恰恰因为写出了文化流亡者的身份困惑本身才具有了世界性,那么没有了这种困惑(获得了世界性),成为真正的“文化局外人”的结果又是怎样的一种境界？这些需要进一步阐述,也是有待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Naipaul V S. Magic seeds my last book［EB/OL］. (2006－10－05)［2007－11－13］. http:∥thestar.com.my/news/story.asp?file=/2004/10/16/asia/91498408&sec=asia.
［2］瑞典文学院200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J］. 世界文学, 2002(1):133－134.
［3］爱德华·W.萨义德. 知识分子论［M］. 单德兴,译. 北京:三联书店, 2002.
［4］奈保尔. 抵达之谜［M］. 邹海仑,蔡曙光,张杰,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4:105.
［5］Said E W. The mind of winter: reflections on a life in exile［J］. Harper's, 1984(4):49－55.
［6］Said E W. After the last sky［M］. New York: Pantheon, 1986:16－17.
［7］Naipaul V S. Half a life［M］. New York: Vintage, 2002.
［8］奈保尔. 幽暗的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M］. 李永平,译. 北京:三联书店, 2003:86.
［9］法鲁克·德洪迪. 奈保尔访谈录［J］. 邹海仑,译. 世界文学, 2002(1):108－132.
［10］库切J M. 危急关头V.S.奈保尔的新作《半生》评析［J］.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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