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身份是一个建构和图绘过程。中国也经历了当代语境下的文化身份危机历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对现代性的反诘和“文化保守主义”。这些反应是借用西方现代性的解放性话语所作的本土反思，存在着许多的弊端和缺陷。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身份的出路在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价值，即“和”文化。“和”文化可以更好地发展和更新中国文化。选择“和”文化，也是选择和继承中国传统的、古老的思维和本土话语，它有助于完成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定位，从而实现共建和谐文化、和谐社会的宏大目的。

　　关键词：文化和文化 中国 文化身份　全球化语境
　　
　　当今的中国处于一种复杂的综合语境中，全球化的经济、文化、政治因素纠结在一起，对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而各种思潮也纷至沓来，后现代理论、后殖民理论、女权主义对中国的知识话语形成了无形的压力。迈进全球化新世纪的门槛，文化身份问题更加地彰显其重要性。文化身份的失语，文化身份的焦虑和错位，再一次摆在人们面前。是否接受西方的现代性话语，还是转向中国本土的古老话语?本文试图探讨在全球化语境中，实现中国文化身份的重新认知和构建。
　　
　　一、文化身份定义考辨
　　
　　关于文化身份的定义，目前有两种定义。其中一种认为，文化身份是某种文化或某个民族所特有的、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总和。而第二种观点认为，文化本身是一些相关特征的构造物，其生成也可能独立于造就该文化的民族。正如瑞恩·塞格斯指出，“某一特定的族群的民族的文化身份只是部分地由哪个民族的身份决定的，因为文化身份是一个较民族身份更为宽泛的概念。”因此，文化身份外延要比民族身份广，也具备建构的可能性。相比之下，第一种观点把文化身份看作静态的；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文化身份是动态变化的。
　　文化身份是一种历史记忆，它作用于当下，反观于历史。文化身份有自己的一些特性，如文化身份有地缘属性，某个地区总会在历史长河中沉积自己独特的文化，因而也造就了其独特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也具有民族属性，在这层意义上，文化身份可以被认为是民族身份。文化身份还有历史属性，文化身份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所以文化身份也具有历史属性。文化身份具有集体性，它藉以某一群体得以实现，群体是它的承载。文化身份还具有动态属性，文化身份可能出现断裂，它也可以被重新建构和描绘，因此文化身份具备动态属性，它并非一成不变。塞格斯指出，在我们这个具有全球化特征的时代，对某一特定民族的文化身份给予适当的和客观的关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鉴于以上特征，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考查文化身份就显得尤其重要。
　　
　　二、全球化再认知
　　
　　全球化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492年哥伦布的环球航行，它宣告人类社会相互隔绝的状态从此结束，揭开了人类社会相互交往的序幕。而随着经济、文化、政治、科技、交通的发展和相互作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才到来。全球化可以做两种划分，即经济学意义上的全球化，以及社会、人类学、文化意义上的全球化。前者着重考查全球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并逐渐走向一体化。后者的着重点则是社会人文的人世关怀。随着世界各国在经济文化方面的日益交往，具有共性的文化样式逐渐普及，并推广成为全球通行标准的状态或趋势。本文所赖以阐述的理论基础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全球化。
　　本文所指的全球化，是以中国当代语境为参照系的全球化，所以本文中所指的全球化时间是20世纪的90年代。这种界定有全球背景因素和国内背景因素。发生在90年代的几件大事预示了全球化的力量已经超乎了所有国家的想象。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1991年苏联的解体，1993年欧洲统一市场形成，同时期的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以及信息高速公路的搭建，几乎所有国家都被卷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全球化浪潮。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飞速发展，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中国自此越加地与世界接轨。而以这个时间来界定全球化的国内背景因素的另一原因是，当时国内掀起了一股人文思潮，人们开始反思中国文化的何去何从，本文将在第三部分讨论这一点。
　　全球化、现代性与文化身份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学者汤姆林森曾指出，“全球化本质上就是现代性的全球化，而现代性则是身份认同的孕育者。”吉登斯曾指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全球化”，“现代性正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进程”。可以说，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发展的顶峰。因此，正是因为全球化的到来，才有了文化身份问题。全球化宣扬现代性，在世界范围推行一种通行标准文明，试图实现文化趋同，所以全球化被指责为在全球推行“文化霸权”。全球化推行这种文化，主要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这种看法往往把全球化当作是“西方化”/“美国化”或“现代化”的化身，而全球化也就成了推行麦当劳、可口可乐、好莱坞电影的新文化帝国主义。面临强大的文化冲击，众多国家纷纷起来捍卫本土文化，因而产生了文化身份问题。但也有学者指出，全球化实质上是各国跨越疆界，走向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虽然会导致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摩擦和冲撞，但并不会出现某种单一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相反，各种文化共存的局面并非没有可能。因为虽然某一民族的文化的价值观念历来是有变化的，但其最核心、最基本的要素总是普遍而永恒的。
　　全球化和现代性的相互作用使得文化身份问题凸现。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中总结道，随着经济和文化的日益全球化，人类将形成以下八种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亨廷顿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敏锐地观察到，人类社会并不会最终出现单一的文化。而与之意见相左的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指出，20世纪的最后20年，从拉丁美洲到东欧，从苏联到中东，强权政府相继告终，对立的意识形态已经被瓦解，对抗的历史已经终结，而常留人世间的惟有一个人们不懈追求的终极政治理想一普世的自由民主。福山还指出，所有人类，不管其历史渊源，文化传承，终将走上一条不可逆转的同质化道路。根据福山的理论，文化身份终将难逃厄运，它将随着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终结而彻底瓦解。可是环顾全球，目前全球局部的战事、冲突此起彼伏，各种民族文化的声音也一浪高过一浪。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文化身份是由共同的宗教信仰、历史经验、语言、民族血统、地理、经济环境等因素共同形成，其特性比起政治、经济结构更不容易改变。
　　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涵义，并非如一些人所忧虑的那样：全球化只是强行向世界各国传播西方的生活方式，如自由主义、世俗主义、个人主义以及资本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全球化也向各国撒播了文化现代的一些制度特征。全球化是文化身份构建的一次机遇，而不是敲响了文化身份终结的钟声。
　　
　　三、中国文化身份危机的心路历程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就经历着西方文化的洗礼和冲突。“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化知识界掀起了一场关于科学、民主的启蒙运动，现代性的理性工具正慢慢地改变了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模式。“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现代性的旗帜，宣告了文化现代化的开始。但是反观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运动，后来学者开始对其激进性进行抨击；同时也对这场运动极端割裂文化传统的做法产生了质疑。高举新文化旗帜的擎旗人大凡是受过西方现代教育，对西方现代性知识话语顶礼膜拜，对自己的古老文化传统则是无比的自卑。新文化运动者欲从外部来对中国文化剖析，全盘接受现代性。而这场文化运动的激进性，则无情地割断了延绵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过度的激进自然成了新文化运动脸上一块丑陋的伤疤。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由外至里的运动，它高度弘扬启蒙和理性，使中国文化从此踏上现代化征途。而这场运动的激进性，又残酷地割裂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延续性。在当时中国经济尚未走上现代化的时候，中国文化已经开始抛开了自己的历史，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以现代性为主导的西方文明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的国门，中国文化在与异质文化的冲突中第一次显得如此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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