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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化：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身份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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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9: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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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性质也可能使我们退守一隅，做井底之蛙观望，而最终固步自封，被时代所抛弃。无疑，不管是植入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开放思维还是皈依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心态似乎都不能解决当今中国的文化现代化问题，而在新的世纪、新的语境中，该如何面对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呢?该籍何以复兴中国文化?又该如何来构建中华文化身份呢?反观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新路历程，或许，立足本土，以一种更加宽容的胸襟面向世界显得更为恰当。
四、文化“和”化
大凡文化都可以分为外在物质层和内在心理层。全球化改变了文化的外在物质层已经是不可更改的事实；而文化的内在心理层却没有改变，它仍然是维系中华文化命脉的基石。以“和”为基础和核心的知性话语正是发源于中华文化的内在心理层，它源远流长。《孔子·子路篇》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强调的是异质文化的和睦共处，是多样性的统一。它的主旨是承认文化的差异，强调平等对话交流，在对话和交往中互相认识、互相吸取补充。这种“和”并非一种静态并存，而是一种动态的共生方式。文化“和”化即以“和”性知识话语为核心，立足中华传统文化，以博大的宽怀参与文化全球化，以宽和的胸襟化解文化冲突，平等看待全球化文化精神资源，实现多种文化文明和平共存。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以“和”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并没有被外来宗教和文化改变，相反，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稳定的心理层，中国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博大胸襟，如汉魏以降的佛教和明清以降的西学。正是基于这种历史现实，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以“和”为基础的开放性话语，它能够在全球化中包容异质文化、吸纳异质文化、弘扬中华文化，从而实现文化多样性的和睦统一。诚然，“和”知性话语的诉求，以及皈依传统文化，目的不是要建立与西方话语对立的东方话语，而是要超越先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走向多种话语共存，各种话语相互作用，但却不相互排斥。
福柯说：“一切文化都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一种文化是独有的和纯粹的，所有文化都市杂交的、异质的、千差万别的和多元的。”在全球化时代企求文化的单一化、同一化和同质化无疑是不可企及的幻想，而如何在多元和多样中共处成为新的命题。英国哲学家罗素特别欣赏中国儒家“和”思想，他曾指出：“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其实是第一位的。”他还提出了自己的希望：这种品质“若能够被全世界吸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在纵观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之后，钱穆指出，“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得，都可融会协调，合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
要振兴和复兴中华民族文化，在新的全球化蓝图中构建中华文化，我们就必须具备解释和描绘中华文化的话语权力，而具备这种话语权力的前提条件就是首先要摒弃西方的中断、转型、反中心与反权力的解放性话语。单凭西方的现代性话语或后话语不可能能完成重建中华文化身份的重任，因为在这些话语中，中华文化始终是东方，是在被看和被审视中，其真实的面目也始终被遮蔽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种话语是外迫植入型的，我们所需要的是内源性的话语，要选择和继承来自中华文化传统的话语，沿袭和性思维；这种皈依思想和行为，不是为了找寻中华文化失去的优越感和自尊，也不是仅仅以其为工具而输出中华文化，其目的是为了在新的全球化世纪中构建中华文化身份，同时也是为了探索一种文化平等交流、平等对话的普世方式，更是为了实现共同建设和谐文化，共同谱写和谐社会的乐章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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