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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为何并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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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9: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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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原本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但是在学术场或知识谱系中，它们确实形成了某种非此即彼的排他性对立，至少在理论论争的层面上是如此。
这场论争背后的知识社会学意义在于，此学术场域中学术资源和象征资本正面临着新的调整和分配。当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认同并热衷于文化研究时，相对说来，文学研究便被“边缘化”了。当研究更多地转向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时，文学研究的传统命题和知识生产相对说来便被“冷落”了。这样，象征资本便逐渐从传统文学研究转向了文化研究。根据象征资本的“零游戏规则”，场域中象征资本的数量是固定的，因此“新来者”的象征资本必然是从原有者那里获取的。换句话说，得到的正好等同于失去的。可以断言，象征资本的重新分配必然导致如下事实：对于文化研究，必定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其三，从文化研究与“科学家共同体”的关系来说，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深省。那就是文化研究通常对中青年学者比较有吸引力，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知识结构比较容易和文化研究范式接轨，相对说来，长辈学者较擅长于传统的文学研究，让他们脱胎换骨地转换范式委实很困难。这个人力资源上的差异也就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两极之间造成了某种紧张，这一紧张进一步呈现为“科学家共同体”内部代际之间的紧张。我们只要对当下这一论争的不同立场持有者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这一紧张的存在。
三、知识本土化与理论生产
知识本土化的欲求可说是反复出现的议题。但有趣的是，在自然学科和工程科学内，所谓的本土化问题似乎压根儿不存在。更进一步，社会科学似乎也不像人文学科那样有强烈的本土化冲动。也许是文化研究的“科学家共同体”多为人文学者，因而本土化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这是否可以看作是人文学科或人文学者本身的某种知识生产特征呢？
知识本土化也是知识政治的一个侧面。这一要求表面上看无可争议，但实际上本土化的要求并非完全一致，包含了多种诉求和指向。其中一个指向就是刘文所指出的我们如何从一个“理论消费国”转变为“理论生产国”。要实现这个转变关键在于如何提高知识生产的本土原创性。这个问题当然不只是文化研究所独有的，就像经济界和产业界所提出的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设计”的问题一样。关于提高本土学术原创性已有很多讨论，这里不打算品评臧否。我关心的问题是，就文化研究而言，我们如何利用西方资源来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如何从引进“消费”理论转向“生产”理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外来理论的运用，都会不同程度地被中国本土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因而发生一定的变形、错位和转移。所以说，这些被语境化了的理论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外来理论了。但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主动地、有意识地结合本土语境来修正和改造外来理论，这的确是当下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薄弱之处。我以为，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讨论。首先是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它不是简单运用外来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而是如何提出中国式的文化研究问题，解释中国特有的文化经验。在这方面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似乎显得薄弱，我们基本上没有提出一些本土性的足以影响外部世界的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对晚近文化研究的议题稍加翻检便不难发现，那些热烈讨论的问题大多是“引进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理论引进的同时也在引进研究的问题。从大众文化批判到性别研究，从都市空间分析到日常生活审美化，从身体问题到视觉文化研究等。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中国乃现代化的后发国家，不少文化实践往往先出现在发达国家，并被作为问题加以研究并形成了相应的理论学派，尔后这些实践才出现在中国文化中。这种滞后性的“时差”表面上看似乎使我们在问题提出和理论发明上处于不利地位。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事实上存在着滞后现象，但是这些现象在本土语境中的呈现应该说与西方文化是有差别的，它们必然带有本土文化实践的独特性。对这些独特性的批判性考量正是实现西方理论向中国理论范式转换的契机。同时，更应关注发掘那些中国的独特问题和经验资源。在我们的文化研究中，往往是中西文化的某种表面同一性掩盖了内在的差异性，或者说对西方理论未经修正改造的直接运用及其表面的有效性，常常遮蔽了我们对差异性的自觉发现，因而造成了问题和语境的抽空或漂移，仿佛与西方语境并无差别似的。这就丧失了创建本土原创理论范式的契机。
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拿来主义与差异感的关系。“拿来主义”往往是自己尚缺乏足够的理论资源的表现，“拿来”的目的最终是将“拿来之物”转变为自己的财富。这就需要某种“拿来”过程中敏锐的理论差异感。“拿来主义”一般会产生某种假象，那就是外来理论在解释中国文化问题时似乎普遍有效。这种普遍有效的假象实际上也就取消了反思性批判。我以为，有必要提倡一种运用外来理论的“水土不服”。正是这种“水土不服”的产生，才会造成库恩所说的理论“反常”。这时，反思性的批判最容易出现，创造性的契机才会出现。于是，作为研究主体的学者们，便会自觉地把外来理论的简单套用有效地转化为移植、改造或创造。斯图亚特·霍尔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个案。他从福柯那里“拿来”有关话语和知识型的理论，从巴特那里“拿来”了意识形态神话分析和表意的符号学理论，差异感使他着力于寻找一种有效的解释范式，最终回到他自己所深刻体验的族裔、认同、受众、文本等特定问题上来，进而创造了很有影响的文化表意实践分析理论。
四、文化研究的命运
最后，我还想谈谈文化研究未来可能的命运。
这个问题好像有点不着边际，其实是有感而发。如前所述，文化研究本身并不是一个严整的知识系统，并不是一个边界分明的学科。毋宁说它是“非学科”或“反学科”的，它是对体制化和学院化的权力/知识共谋构架的颠覆与反叛，意在恣肆纵横不受拘束地切入社会文化现实问题。但是，在今天高度体制化和行政化的学术机构中，文化研究的命运会如何呢？
如前所述，当今高度体制化的学术研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文化研究原有的反叛性和颠覆性，使它归顺为某种符合现行学术体制和规范的“驯顺的知识”。它在课堂上被讲授，作为教材翻印出版，作为学科加以建设，作为学术论文发表在专业杂志上，作为职称晋升的筹码而转化为文化资本。文化研究的“反学科性”正在被“学科性”加以规训。也许未来的学科目录中会有文化研究的学科，它成为学位点或学科点，进而被规范在特定学科的知识系统框架里，沦为只有少数专家学者进行交流的密语。一方面，我们要问，文化研究会不会成为书斋案头的摆设，失去了与现实社会和文化的密切关联？另一方面的担心是，文化研究如何防止蜕变为它曾几何时所痛恨的玄奥学理，只限于操演专业术语和命题概念的专家小圈子？在现有的学科体制和规范中，文化研究的确有变成它努力要颠覆的权力/知识共谋牺牲品的可能性，文化研究也许会在改变自己品格的同时反过来强化了权力/知识共谋关系。
导致文化研究危机的另一个潜在原因是文化拜物教，文化研究知识生产与文化产业化之间的某种共谋关系。假如说文化研究落入权力/知识共生关系之窠臼具有某种知识政治学意义的话，那么，文化研究演变为文化产业的赞美者和吹鼓手，则揭橥了它蜕变为知识经济之附庸的可能性。今天，文化产业以其难以抵抗的力量在征服许多此前与之无关的领域，从艺术到学术，不一而足。我们知道，文化研究的内在动力来自于对当代社会现实和文化的强烈批判性，来自于对消费社会商品拜物教及其意识形态的去魅分析。但是，文化产业，尤其是媒体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强势地位，常常逼迫文化研究就范，转变为文化产业及其商品化和拜物主义的阐发者，沦为文化产业强势霸权和商业战略的推手。今天，在文化研究名目下展开的许多研究课题，特别是那些得到了文化产业恩惠资助的项目，日益呈现出与媒体和文化产业共谋的特点。它们在阐发文化商业化和产业化合理性的同时，为文化产业进一步的征服推波助澜。在这种状态下，文化研究一方面失去了本来所具有的批判性和对抗性；另一方面，它逐渐蜕变为知识/商品共生关系的产物，成为推销商品和牟取利润的“思想库”。确保文化研究的批判性是恪守文化研究而非文化经济研究的关键所在。当文化产业及其商品拜物教吞噬批判性的复调时，文化研究将不再有文化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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