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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文化视觉中的杜拉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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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9: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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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却不能体验。”
玛·杜—“你知道，我的母亲为了修建堤坝而倾家荡产。我已经叙述过了。18岁时，我离开那里来这里参加哲学考试，这是我生活的第二部分，上大学时，我不再想自己的童年。那实在太痛苦了。我彻底掩盖了。我在生活中步履蹒跚，我这样对自己说：我呢，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这里的一切对我而言都是那么陌生，但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国家却是灾难，是殖民主义，是这一切，不是吗？”（Duras and Gauthier, Les parleuses 136）
法国人与越南人这种认识观念上的对立在杜拉斯身上引发了文化特征的模糊，使其成了没有文化之根的悬空者，也成为她后来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文化冲突的根源所在。这时，杜拉斯所赖以生存的文化模式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使她在两种文化模式之间摇摆不定。“文化模式是特定民族或特定时代人们普遍认同的，由内在的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价值取向、习俗、伦理规范等构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或者说是基本的生存方式或样法。……文化模式以内在的、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制约和规范着每一个体的行为，赋予人的行为以根据和意义”（李小娟22）。杜拉斯的整个创作过程经常在认同不同文化模式的矛盾中摇摆，既难摆脱根深蒂固、有着东方民族精神和殖民地时代精神、有着东方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价值取向的童年以及形成这种文化模式所经历的童年生活的人物和事件，又难完全融进写作时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其中、都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每一个动作和习惯中体验着的法国文化。法兰西文化模式的建立以及内涵的形成对杜拉斯而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杜拉斯需要从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价值取向、习俗、伦理规范等方面，从生活习惯到写作习惯努力适应法兰西文化模式的要求。她的叙述手法耐人寻味，对法兰西文化模式的认同的过程同样令人深思。 二、文化冲突
1932年，杜拉斯在18岁时回到她的故乡——法国，她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都有了较大的转变。原来那种充满野性的亚洲人的习惯，原来那到处都埋着小孩尸体的沼泽地，到处都是青芒果的森林忽而变成了法国外省那彬彬有礼的居民、经常交往着的法国人。无论是生活背景，还是生活习惯都经历了跨度相当大的转变。杜拉斯经历了重大的历史转折，这种转折带来的是文化的断裂。经历了18年与西方文化接触的空白，杜拉斯要建立自己与母国文化的联系，其最大的障碍恐怕就是她从出生一直成长到18岁，同时也被自己认同为母国文化的印度支那。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刚刚回到法国的杜拉斯心中东方文化必然要占据统治地位。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杜拉斯存在一种心理障碍，她从东方文化中带来的生活经历和习惯，她本身所具有的生活内容都与她眼前的这种母语文化格格不入。她便自然而然地要产生一种没有母语文化的羞耻，她自认为无法把自己融进法兰西文化，她眼中的自我完全是法兰西文化(自己的母语文化)的异端。她心中产生了极大的恐惧，而且成为两种她所属于的文化的冲突，她便莫名其妙地恐惧起来，她更无端地羞辱起来，这种心理表现在创作中首先是对法国文化的否认。如她在《情人》中所叙述的那样：“我们是白人的孩子，我们有羞耻心，我们也卖过我们的动产家具之类，但是我们没有挨过饿，……那时我是在硬要我顾及羞耻心的情况下拿起笔来写作的”（杜拉斯，《情人》8-9）。
在西方文化中所产生的羞耻心恰恰来源她过去引以为荣、习以为常的越南、印度支那。这时，她开始犹豫不决，甚至不知所措。为了达到与自己母语文化融合的目的，她甚至把自己回到故乡的一切活动完全与童年的经历隔离开来。在她看来，愈是远离童年时的生活与经历，就愈能把自己融进母国文化。因此，在创作的初期杜拉斯把自己严严实实地隐藏在自己作品的后面。为了避免这一文化上的尴尬，杜拉斯在创作第一、二部小说《厚颜无耻的人们》和《平静的生活》时，便把目光瞄向了能够体现法兰西文化特征的外省。杜拉斯完全把自己置身于法国文化的大背景之中，小说中的家庭，无论是达纳朗一家，抑或是维勒纳特一家都在小说开始时搬到了外省。两个家庭周围的地理环境以及社会关系纯粹是法国外省式的，那里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和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家庭关系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诸如福楼拜、莫里亚克等法国文学史上的传统作家。就连小说中所描述的个人感情与家庭利益的冲突也与莫里亚克所表现的家庭悲剧接近，然而莫里亚克描述的是自己亲身感受、深刻理解的家庭悲剧，他把那些没有爱情、各怀鬼胎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冲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可以说，他那饱蘸情感的笔端抒发着自己的愤怒和绝望，那是他感情体验的结晶。莫里亚克所感受到的那些家庭悲剧与矛盾是建立在自己的生活基础上的。由于杜拉斯描述的是她刚刚回到法国时的生活经历，她与法兰西文化的接触还很肤浅，对所描述的外省生活缺乏真实感受，对那种外省环境缺乏深刻的认识与理解，所以她在小说中的描写只能是非常肤浅的粗线条。没有了赖以生存的生活基础，作品所能引起的反响就可想而知。然而为了能融进理念中属于自己的法兰西文化，杜拉斯硬着头皮与她当时还很陌生的法兰西文化进行了第一次试探性的接触。其目的只有两个：忘记那让她羞于启齿的印度支那的童年生活，“彻底掩盖”自己曾经体验过的异国文化；通过这种描写直接把自己融进法兰西文化。作者的这番良苦用心并没有被法国读者所理解，没有人注意到这位初涉文坛的年轻作者。无奈之中，杜拉斯把自己的创作瞄准了她最不愿意触及的童年、最不愿意提起的印度支那的痛苦经历。然而，笔端一旦触及她最熟悉的生活经历，杜拉斯的文笔便开始流畅起来，叙述也自然而真实了许多。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所描述的正是这样一个白人家庭：母亲带着儿子约瑟夫和女儿苏姗娜生活在印度支那，小说开始时，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为了生计，母亲买下了一块靠近太平洋的土地。虽然花费了不少钱财，花费了母亲多年的积蓄，由于母亲不知贿赂当地的土地局官员，所以买到的是一块不毛之地，每年的七月，太平洋的海潮来临时，那块土地便成为一片汪洋，母亲遂决定修筑一道拦住海潮的堤坝(书名由此而来)。母亲万万没有想到来年的七月，海潮毫不留情地冲垮了她与当地居民辛辛苦苦修筑起来的堤坝。这部小说的目的并非为了描述异国生活，而是要通过对自己熟悉的文化时空的展现，杜拉斯要重新回到被自己认可的东方文化模式，重新找回自己在那个文化中的自信和自如。罗兰·巴特在“牛排”的散文中对卡斯特里将军从印度支那回到法国第一顿饭就要吃牛排的举动进行评论时论述道：“印度支那老兵协会会长在后来评论这一消息时补充说：‘人们不明白卡斯特里将军的举动，为什么会在吃第一顿饭时要吃炸薯条。’他们希望我们明白将军的举动也许不是粗俗的物质反应，而是一种重新融入回归的法兰西种族的宗教仪式”（转引自束景哲 284）。选择这样一个与自己童年的生活有关系的主题作为自己小说的主题，正是杜拉斯对文化模式认同的渴望。两种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生生灭灭的过程，就是杜拉斯往返于两种文化模式之间，反复选择的过程。但是无论是对东方文化模式的认同或者是对西方文化模式的重建，过程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充满了艰辛和曲折。
这时，杜拉斯就遇到了叙述的困难：用一种对她而言缺乏文化基础的语言叙述跟她所操的语言文化渊源甚少的异国他乡的童年生活经历。要成为一名作家的强烈愿望又促使杜拉斯寻求一种突破。由于感受最深、最难忘的生活经历就是童年的生活，因此她叙述的内容就不可避免地转向了东方，转向了亚洲。可是在她创作生涯的初期，杜拉斯最大的危机恐怕是缺乏文化认同的危机，尽管她在以后的谈话中声称自己“与其说是法国人，不如说是越南人。”那是因为她已经融进了法国文化，文化认同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的缘故。在最初的创作中有了这种认同的危机，杜拉斯既难以承认自己属于东方文化，也难以毫无心理压力地承认自己属于法国文化。矛盾中的杜拉斯只能在叙述中寻求：寻求一种文化的根。为了掩饰自己，《平静的生活》中的纪热姆叔叔、《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少女苏姗娜和她的哥哥约瑟夫、《伊甸影院》中的母亲等都成了小说中的人物。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她后来在公开或半公开场合中的谈话、倾吐寻到其生活的蛛丝马迹，然而她在这一阶段对自身生活的承认，对自己身世的认同，或者说是对造就了她童年生活的异国文化的承认是小说化了的，不是公开的。在这种半公开或者说是神秘的叙述身世的过程中，今天看来只有《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母亲与苏姗娜可以与《情人》中的母亲和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我相等同，因此，这一种承认自我的选择也是一种使书中人物逐渐清晰化的过程。在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空间与时间难度极大的跨越。一端是现实存在，那里的山、那里的丛林都留有杜拉斯童年的歌声，都深深地刻在她的记忆之中，在她心中隐藏着。当她的笔端触及那片遥远的土地，打开尘封的记忆时，在那个难以明视的内心世界里，歌声被寻到了，笑声被寻到了，睡卧在湄公河边那无数个夜被寻到了。然而，杜拉斯实在难以启齿、羞于承认那自由而野性的东方童年就是自己的童年；而另一端，长期以来对她而言仅仅是一种概念，仅仅是一种存在于日常语言中的思想，那就是她母亲经常给他们说的那句话：“你们是法国人。”这种观念在她回到法国后忽然变得清晰，变得有实际内容起来。此时此刻杜拉斯才处在了认同的两难之地：当这种“你是法国人”的观念变成现实时，杜拉斯反而觉得不现实，因此她所看到的一切与正在经历的生活都与她看到的经历过的有着千差万别。杜拉斯便一下踩在了空中，她脚下的那块东方土地突然间消失了，丢失了某种应该得到的保护，好像她同时被两种母语文化所抛弃，而这种被抛弃的感觉便成了她写作上的一种痛苦。她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居所》中谈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遗弃：“我认为在一位生过小孩与没有生过小孩的女人之间有着本质差别。我把分娩看作犯罪，好象被丢掉，被遗弃了，我认为分娩无异于谋杀”（Duras and Porte，Les Lieux de Maguerite Duras 23）。文化的遗弃恰似分娩，会产生撕裂的痛苦，杜拉斯的痛苦正是被遗弃、没有文化根源或者说是缺乏能够认同的文化根源的痛苦。从文化之根（她所认同的东方文化）的丧失到建立，杜拉斯所经历的是一段漫长的文化无根或者文化悬空历程。寻根是杜拉斯最痛苦的经历，因为她所寻求到的恰恰不是自己所能够认同、而且需要遗弃的文化之根。与自己认同的东方文化之根割裂，与陌生的西方文化建立某种联系，其中的文化悬空是杜拉斯的尴尬和羞于启口之处。因此愈是深入法兰西文化，愈要经历与东方文化的别离之苦。这种欲爱不能、离别撕裂的痛苦在其创作中越来越强烈。正是这种游离于中西文化之间的痛苦感情方使杜拉斯形成了独特的杜氏风格。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明显地表现在杜拉斯的创作中，《如歌的中板》、《广岛之恋》、《劳拉·维· 斯坦茵的沉醉》从失去爱情、被爱情遗弃到寻找爱情的过程是痛苦和艰难的，这种被遗弃的痛苦在《副领事》的女乞丐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女乞丐在怀孕后被赶出了家门，可是她每次出发后，转来转去还是离不开自己的故乡，经历了三番五次的努力，在经历了与父母离别的痛苦，与故乡的土地离别的痛苦之后，她才在远离故乡的加尔各答把她拒绝生出的孩子过继给一位白人夫人，她便在加尔各答扎根生活。副领事所经历的恰恰是那种欲爱不能、欲罢不休的爱情的痛苦，他深爱不渝的正是他不能爱的人，因此被爱抛弃的副领事在空旷的加尔各答高声嘶叫：“我爱你”，没有回应。没有着落的爱伴着孤独而绝望的副领事在贫瘠、荒漠的加尔各答流浪，寻求一方自己的栖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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