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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危机:革命文学的征兆

时间:2009-8-8 16:40:30  来源:不详
亚人特质。一方面,他们的人生价值取向始终指向终极意义的理想境地,正像萧涧秋所吟唱的《我心在高原》:“我心在高原,/离此若千里;/我心在高原,/追赶鹿与麋。/追赶鹿与麋,/中心长不移”13。另一方面,他们又苦于找不到抵达精神归宿的路标,诚如萧涧秋的《青春不再来》:“荒烟,白雾,/迷漫的早晨。/你投向何处去?无路中的人呀!//洪蒙转在你底脚底,/无边引在你底前身,/但你终年只伴着一个孤影,/你应慢慢行呀慢慢行。……”14尽管归宿不知何处,但一旦上路,他们就既不愿回归旧梦也不愿在现实中沉沦,想以生命力的余烬在迷乱灰色的人生发一星微光。从这种意义上讲,他们在获得独立意识的同时也付出了迷茫痛苦的代价,注定是从痛苦中收获的知识分子。

    在这种情境中,也许故乡与爱情可以慰藉他们因漂泊和彷徨引发的心灵孤寂。可是真正的故乡消失在逝去的时间里,只留存在情感的记忆和想像之中,因为它是用往昔的热情和亲人的温馨装点的地方;纯洁的爱情固然与具体的对象联系在一起,但具体的对象又是无拘无束的自由人生的羁绊。因此,对于漂泊者来说,故乡和爱情不过是将养疲惫心灵与回避现实的生命驿站,而不是自由心灵的精神归宿,一旦它们由想像而变成现实,他们便会感到幻灭和负重,仍将继续漂泊。正像《南归》剧中诗人的独白:“我孤鸿似的鼓着残翼飞翔,/想觅一个地方把我的伤痕将养。/但人间哪有那种地方,哪有那种地方?/我又要向遥远无边的旅途流浪。”15经历过芙蓉镇变故的萧涧秋依旧想漂泊:“人说光明是在南方,我亦愿一瞻光明之地。又想哲理还在北方,愿赴北方去垦种着美丽之花。”16其实,这里的漂泊更多地喻指精神归宿的迷失与追寻,因此渴望回归又无家可归、寻求爱情又逃避爱情,成为时代青年彷徨苦闷的精神表征。正是这种精神上的漂泊和孤独,需要慰藉而又不愿失去自由的矛盾痛苦,表现出特定时代知识青年普遍性的生命体验。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瞿秋白就敏锐地发现:“五四到五卅之间中国城市里迅速地积聚着各种‘薄海民'(Bohemian)——小资产阶级的流浪的智识青年。”17从现实层面讲,城市文明与现代教育使他们告别了宗法乡村和传统绅士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穿行在眼花缭乱的现代都市;“战争的恐怖,突然的破产,空前的饥荒和破坏的打击”使他们“歇斯替利地乱撞,寻找着出路和挽救”18,承受着时刻被畸形的资本主义关系挤出运转轨道的生存压力。这就是说,现实社会并没有为个体化的过程提供安全稳定的基础。从精神层面讲,他们是身在这个社会而心不属于这个社会的思想漂泊者。尽管就理想信仰而言,五四的思想形形色色内容纷然杂陈,但是文学界的共同倾向之一,就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正如当年的周作人所说:“这新时代的文学家,‘是偶像的破坏者',但他还有他的新宗教,——人道主义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类的意志便是他的神”19。然而,个人主体的启蒙话语意识与现实社会的实践意识严重错位,他们无法忍受也不能理解现代转型过程的艰难、复杂和漫长,这使他们对启蒙思想本身也产生怀疑,甚至堕入虚无,刻骨铭心地体验到苏醒之后无路可走的凄凉。固然,这种漂泊的生命体验同时也是一种自由的姿态,不过与五四先驱者相比较,他们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却失去了选择的目的,因此他们的自由缺少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和面向未来的自信。

    20年代末的青年知识分子作为现代中国最初的波希米亚人,终究不可能成为本雅明笔下波德莱尔式的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仅仅专注于语言符号世界的密谋者和暴动者,而只能成为一个过渡时代精神歧途中的迷路人,因为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显豁的精神危机(漂泊的隐喻)和放弃自我追求的情感倾向(故乡和爱情的隐喻)。弗罗姆对于这种迷惘和逃避的精神症结有过精到的分析,他说“如果整个个体化过程所信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不能为个人提供基础,而人同时又失去了那些给他以安全的联系,那么,这一脱节现象就会使自由成为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这时的自由就会变为和怀疑相同的东西,等同于一种失去意义和方向的生活,从而产生强烈的逃避自由的倾向20。这种精神症状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安于思想漂泊,也不可能承受生活的无意义和生命的碎片化,而是驱使他们必须寻求到一个安身立命的乌托邦想象,以此支配他们的社会行为。或许只有如此,无法直面现实的生存重压、生命意义的支离破碎和个体自身的无能为力,才统统可以在想象乌托邦中得以解决。因此从渴望寻求精神归宿的角度讲,他们与左翼运动同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事实也证明,他们为了解决精神苦痛,即使是付出失去个体自由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三  人生幻灭感

    相当有趣的是,对于爱情,上述作品中女主人公的价值取向与男主人公明显不同。男主人公的生命要义是理想追求,而爱情则是生命驿站。对于他们来说,理想与爱情可以是生命中的两个方面。由于生命要义重于生命驿站,所以他们的人生幻灭感,多出自于理想追求被现实挫败而导致的精神危机。然而爱情之于《莎菲女士的日记》和《蚀》中的女主人公,犹如理想之于她们一样,也就是说,爱情与理想在她们的生命中合二为一。因此她们既是爱情追求的失败者,又是理想追求的失败者。换言之,莎菲、静女士和章秋柳等都是找不到理想爱情的人生失败者,她们的精神轨迹是空虚——追求——幻灭,因而爱情生活则可以视为这种心迹的整体性的隐喻。

    所谓爱情幻灭,意指曾经拥有的爱情希望和理想犹如水中月和镜中花一般地消失。从精神承袭的角度讲,莎菲、章秋柳和静女士无疑是现代文学精神发展与变异的产物,与五四前期女性人物相同的是,她们都是传统文化的叛逆者,需要用爱情来填补生命意义的空落;不同之处在于她们既不是冰心笔下的圣母贤妻,也不是庐隐笔下的患有“哲学病”的女学生,更不是冯沅君笔下为爱而死的新烈女,而是既鄙视世俗又无法抵御感性生命的冲动,既执着地寻觅人生理想却又找不到生命意义的新女性。这类形象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丁玲笔下的莎

    菲,她坦然承认自己一度爱上了凌吉士,被他颀长的身躯、嫩玫瑰一般的脸庞、柔软的眼波、惹人的嘴角以及风流的气质所吸引;但他思想上极端的功利主义和身上浓厚的庸俗的资产阶级生活气息,却与自己的浪漫理想主义与小布尔乔亚情调格格不入。而一直深挚地爱着她的苇弟虽然真诚和善良,但既缺乏凌吉士身上致命性的吸引力,也不理解莎菲的情感孤独,所以她没有爱的激情。莎菲只有南下,摆脱这个令她伤心失望的城市,以将自己从痛苦的挣扎中解脱出来。如果说五四前期文学中的精英女性形象,满怀乐观地极力争取爱情的自由权利的话,那么莎菲、章秋柳和静女士是拥有自由权利而丧失了可选择的理想对象,并对自己失去了选择对象而感到悲观失望,甚至于幻灭。

    应该说,莎菲、章秋柳和静女士们的爱情观,开始走出五四女性爱情观的浪漫理想主义迷雾。爱情原本具有一种审美化、理想化的力量,这是人们共通的青春期经验,而五四女性的浪漫理想主义尤其将爱情审美化和理想化,其标志就是将男女情感奉为至尊的价值。这种爱情观认为,只有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或者说爱情必须表现为理想的情感形态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否则男女之间的性爱关系只是无意义的生物行为。这种浪漫理想主义的爱情观拒斥个体感性生命。莎菲作为五四精神的合法继承人,继续寻求爱情的感情意义,并且把理想爱情视为理想人生的象征,但是她同时也听从感性生命的诉求,大胆地进行身体叙述。然而,她走出了原来的迷雾又陷入了新的困境,当她找不到理想化的爱情对象后,便堕入虚无,深感人生的幻灭21。问题在于,20年代末的莎菲、章秋柳和静女士等女性的幻灭感,为什么会超出具体的爱情范畴而上升到生命意义范畴,并在青年知识分子之中形成一种弥漫性的思想情绪呢?我以为,这主要是她们将爱情视为最切己的生命要义,而且关键之处在于,这种爱情追求的失败又从深层上涉及到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伦理自身的困境。五四前期女性如庐隐、冯沅君等在作品中所吁求的权利,更多地是一种外在性的自由权利(1iberty),即限制人们自由的社会制度、政治行为和文化习俗的各种条件,这些条件是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的,尽管过程艰苦而漫长。而五四后期丁玲等作品中的知识女性已经获得了外在的自由,她们不同于前人之处在于遇上了无所适从的内在性的自由(freedom)。限制人的内在自由的是人自身,而人自身是很难按人的欲望或意志来改变的,这是人的有限性造成的22。从外在的思想文化禁锢,走向内在的个体激情与感性的禁锢,这是现代启蒙思想的必然之路。但是,如果找不到超越内在自由的方式,个体生命则处于人的有限性与生命理想欲望的悖论之中,深感苦闷甚至悲观失望,丁玲和茅盾笔下的莎菲和静女士、章秋柳就是如此。

    刘小枫先生认为,前人已经提供了两种超越内在自由式的生命困境的方式:一种是放弃自己的生命热情和愿望的道德寂静主义,另一种是把自己的生命热情和愿望转移到集体性理想中去的道德理想主义23。显然,丁玲等最终选择了后者。一方面新的理想主义提供了关于人的生活意义和世界存在的理由,可以成为维系自由个体孤立无依心理安全的纽带,从而给自由个体提供精神的归属;另一方面,组织化、合理化和普遍化的意识形态,既为个体知识分子从集体意义上获得力量,更符合他们群体自觉特殊、与众不同的意志,即知识分子群体的自尊需求。故此,从心灵逻辑讲,这些作者很快投身左翼文艺运动,便是一种顺理成章的人生选择。综上所述,我们从四部作品中惊奇地发现,一方面是20年代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现代思想观念在惊人地成长,另一方面个人主义价值观在20年代末期动荡社会中软弱无力。包含社会疏离感、精神漂泊感和人生幻灭感三重意蕴在内的心灵危机的症结,主要在于20年代末期青年知识分子的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思想文化观念,与严酷的社会现实发生错位,从而引发严重的精神危机问题。从这种精神危机的心灵现实切入,我们不仅可以理解当时知识青年中的普遍性精神苦闷的具体意蕴,还可以清晰地触摸到现代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内在思想路径,并且感触到这种裂变所蕴含的意味深长的思想史意义。

    注释:

    ①林伟民:《中国左翼文学思潮》,华东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

    ②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③艾晓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④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⑤茅盾在《女作家丁玲》一文中指出:“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3页。

    ⑥茅盾:《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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