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30年代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影响下，一批文学家力图重建中国古典艺术精神，创立本土化的现代写意小说学，他们构成了30年代文学领域的“文化寻根”派。周作人、废名、沈从文和萧红等人就是30年代“寻根文学”的理论代言人和创作实践者。“寻根文学”对医治新文学的“现代幼稚病”具有重要意义。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①。20世纪30年代，在文化守成思想影响下，一批文学家力图重建中国古典艺术精神，创立本土化的现代写意小说学，形成了30年代文学领域的“文化寻根”派。

    “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实为民族主义在文化问题上的集中表现。它坚信民族固有文化的优越性，认同文化传统，并要求从文化上将民族统一起来”②。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30年代的文化民族主义者绝非世纪初的国粹家和复古派，而是融会了新知与旧学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有某种程度的使命感，其行为靠古典式的信念支撑。文化保守主义是有着五千年传统同时又富于现代精神的中华民族内在生命力的必然显发，对于民族自我意识的塑造、对于民族认同的持守，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质上乃是民族生命的自我调适和更新。”③这种文化选择源于民族自尊心也源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思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有感于“科学破产”，呼吁“发挥我们的文化”：“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④杜亚泉等倡言理想生活与合理人生，既是反思新文化运动的结果，也受到西方欧战后反科学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梁漱溟力图将“述而不作”的儒变成力行的儒，他认为儒学具有光明的前途，并预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只有从中国文化固有的伦理精神出发使“老树上发新芽”，才能找到与西洋迥然不同的民族自救之路：“我们因无路可走，才走上乡建之路。开辟别一个新路线，以农村为主体来繁荣都市……开辟世界未开辟的文明路线，以乡建工作为民族自救的唯一出路。”⑤在文学领域同样对新文化全盘反传统立场展开了反思，认为“唯新唯西”的价值取向造成的文化传统断裂使新文学成为无根之萍。“民国以来，学者贩稗浅薄，妄目中国传统文学为已死之贵族文学，而别求创造所谓民众之新文艺”，从而导致新文学“刻薄为心，尖酸为味，狭窄为肠，浮浅为意。俏皮号曰风雅，叫嚣奉为鼓吹，陋情戾气，如尘埃之迷目，如粪壤之窒息。植根不深，则华实不茂。膏油不滋，则光彩不华”，因此呼吁“中国固文艺种子之好园地也。田园将芜胡不归?”⑥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30年代从文化到文学领域都出现了一批精神寻根者，他们力图“理一理我们文化的根”。

    王新命、何炳松、武干、陶希圣、萨孟武等十教授于1935年1月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主张“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具体方法就是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可诅咒的不良制度与卑劣思想应当淘汰务尽无所吝惜；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目的是使中国和中国人不仅能与别国和别国人并驾齐驱于文化领域，而且对世界文化能有最珍贵的贡献⑦。“西化派”立即对十教授书做出了回应与反击。双方经过两年论争最终达成一定共识：第一，都着眼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未来发展。第二，由空洞抽象、大而无当的概念争论进入具体务实、具有可操作性的现代化方案论证。第三，能够认识到西洋文化与中国文化各有优美之处和不足之处，不再全盘地、轻易地、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第四，都主张继续新文化运动精神，继续推进新启蒙运动，对西方优秀文化要尽快引进和完整了解，对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要真正掌握尽量吸收，对中国民族文化传统要接续，对民族文化精神要认同。第五，对现代化的基本指标和主要领域有了共同认同，均将科学化、工业化、民主化视为现代化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指标。研究者认为，文化守成主义者和文化自由主义者“都有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激情，力图向西方寻找真理来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他们之间的分歧和冲突推动了中国新文化演变的进程”⑧。

    30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与早年的李大钊一样满怀民粹主义思想⑨，表现出了巨大的道德优越感和神圣使命感，它深深吸引着饱经忧患苦无出路的中国知识分子。

    中国现代作家大多具有乡土根性，大地民间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如果说“十教授书”代表了一种理性思索，那么“寻根文学”则表达了文学家内心深处的生命体验，他们“虽身处闹市却魂系乡村，以‘乡下人'、‘地之子'自居，天然地拒绝欲望城市的‘异化'和‘压抑'。这种浓厚的乡土情结敦促作家们把乡土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大文本，把乡村作母体，用农民作终极语汇，用温馨诗意作基调，构筑一个个高山流水般的理想世界”⑩。这种文化守成与大地民间精神相结合的“寻根文学”在30年代集中于三个群体：周作人、废名等人为中心的“苦雨斋”小团体，朱光潜、沈从文、萧乾、梁宗岱、李健吾等人的“读书沙龙”，来自“大地民间”的萧红与端木蕻良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等。他们虽有区别但本质相通，那就是“在各本所分的人生缺陷中发掘了顺乎自然的人性圆满，为被现代文明撕裂了灵魂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恍若隔世的亦真亦梦的人生理想。他描绘的是一个工业文明的洪水泛滥于全球的时代中，行将失落而未曾失落的古朴的生命绿洲”11。这群“乡下人”无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遍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12。因为对世界的爱、对人类幸福的向往、对清洁的精神的近似“宗教情绪”的崇拜与倾心，遂使他们以多彩的画笔描摹梦里故乡的田园山水和温爱人生13。“寻根”意味着“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厚精神和文化特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14。寻根派作家以“乡下人”的心态面对文化的世纪陆沉，向现代文明发出了深切诘难。他们在对乡人平民普通生活样态的描画中构建理想人性；这些理想化了的善良德性是对人类童年的回忆和对人的“神性”的向往，给人们留下了一个经过精心编织的乡土梦。

    儒、释、道文化长期浸润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礼俗，渐渐积淀为心灵深处的集体无意识，“一个道地的中国人大概是儒道释三教合流的产品”15。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采取了激烈的反传统立场，但是无法根除传统文化深沉的影响，传统文化反而在30年代反思现代性的潮流中再次复苏。

    儒学主要给中国传统文学带来“养吾浩然之气”的中正道德感。因此传统主流文学将道德的“至善”与艺术的“尽美”联结在一起，大致是“为人生”的文学。但又因为主张“放郑声”和“思无邪”而带有强烈的禁欲色彩，不能使人得到感官的娱悦。儒家思想在30年代成为南京政府发动的“新生活运动”的道德标准，也成为陈立夫“文化建设”派的文化之根；在文学上也就有了“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然而像“民族主义文学”这样的教喻式主流文学，使人如《礼记?乐记》所说：“端冕而听古乐，唯恐卧”，这种“雅乐”因为单纯枯淡，缺少感官刺激，难免使人昏昏欲睡。

    老庄哲学补充了儒学的不足，以其“精神的自由解放——游”构成为中国古典艺术精神的哲学基础。“游戏”使人摆脱实用与求知的束缚而得到自由，“除了当下所得的快感、满足外，没有其他目的”16，“庄子之所谓道，落实于人生之上，乃是崇高的艺术精神；而他由心斋的功夫所把握到的心，实际乃是艺术精神的主体。”中国艺术的最高成就常常不期然而然地达到庄学与玄学境界。17老庄影响下的中国古典艺术以“无用”与“和谐”的态度实现了对生活美的观照，形成了审美主体超然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就其实质来说，庄子哲学即美学，他要求对整体人生采取审美态度：不计利害、是非、功过，忘乎物我、主客、人己，从而让自我与整个宇宙为一体”18。释、道融合的适世人生观使中国文人具有法天贵真、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的人性理想，它一方面以忧生伤命的悲剧意识、孤傲超世的叛逆精神以及回归自然人性的反异化思想对抗主流社会，以期获得人格的解放与精神的自由，另一方面又以清高淡远的生命情调、寄情山水的自然意识、安时顺生的处世态度和超然旷达的齐物论思想消解了儒家社会的在世苦闷与生存困境，为历代文人包括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找到了排解焦虑从而获得内心自由的渠道。

    在30年代的乱世中，周作人及其“苦雨斋”四弟子废名、沈启无、俞平伯、江绍原等都向着老庄思想、魏晋玄学、六朝风度和明朝遗趣进发，以隐士、狂士、真人的面目表达他们对社会的不满，同时在文学上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周作人认为：“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舍此中国别无得救之道。”19他对晚明小品的关注固然是为新文学寻找源流，却也包含着他人生态度和文学志趣的转变。30年代的周作人如袁宏道一样抱着“适世”的人生态度：“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事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人。”20这种适世的人生态度是一种杂糅儒释道的人生观，典型地代表了30年代寻根派文人的人生哲学。释道互融的人生观和艺术观使寻根派作家自然地走近了中国文学传统。周作人指出“传统之力是不可轻侮的”，因此主张对优秀的文化传统采取“融化”的态度，提倡诗歌的“朦胧美”、散文的“涩味”和小说的“意境”与“古典趣味”21。废名参禅悟道、醉心老庄，迷恋于古典诗歌打破时空和因果联系的意象组合方式，自称“分明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22。梁宗岱醉心于“中国底诗史之丰富，伟大，璀璨”，“每次回到中国诗来，总是无异于回到明媚的故乡，岂止，简直如发现一个‘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源，一般地新鲜，一般地使你惊喜，使你销魂。”23朱光潜则在古希腊诗神阿波罗那里找到了与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相通的“静穆”：“‘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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